公诉人应对翻供案件的对策研究

翻供多发生于起诉与审判阶段以及久拖不决、反复退查的案件中。易发生翻供的案件类型主要有4种：强奸案件、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经济犯罪案件和累犯案件。导致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翻供真伪的判断,一要审查原供是否属实,原供和翻供各自的理由,二要审查是先有被告人供述,还是先有证据材料。预防和应对翻供,应当做到全面搜集证据、充分听取被告人辩解、抓住要害集中反驳、积极引导辩论方向及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消除形成翻供的外部条件。     

翻供问题研究

翻供是口供的一种 ,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 ,推翻原有供述和辩解的一部或者全部 ,而作出的新的供述和辩解。同时 ,它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特殊手段。翻供对刑事诉讼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影响。因此 ,必须正确认识和认真对待翻供。本文在对翻供的概念进行疏理和厘定的基础上 ,探讨了翻供的特征、作用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翻供等问题     

简易程序公诉模式探究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给公诉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一年多的实施,简易程序公诉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控辩审三方的庭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公诉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办案仍存在诸多困惑,需要进一步改变公诉模式。确立相对集中办案机制、具体设置开庭阶段简易程序、让律师参与辩诉交易、认真对待被告人的翻供,既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又兼顾到司法公正、公平,实现依法治国。     

庭审实质化改革背景下的对质规则研究

庭审对质既属法庭调查的主要程序,也是证据调查的基本方法,还是庭审各参与方特别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重要权利。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关国家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在庭审对质价值指导下,我国庭审对质制度改革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上明确规定对质权为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限定庭审对质的适用案件范围、关键证人范围和启动条件、构建和完善刑事庭审对质制度的核心内容、构建切实可行的庭审对质操作模式、细化庭审对质程序的具体规范等得以解决。     

公益监护人制度让司法关怀更温暖

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件，被告人的父母没能来到庭审现场，法院采取公益监护人制度，由公益监护人出庭陈述被告人的情况，并为其求情轻判。据悉，公益监护人制度由黄埔区团委牵头，     

论网络庭审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网络庭审快速、高效、便捷、宽松的司法特点有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教育和改造未成年被告人。网络庭审在少年司法中的适用因广大青少年对网络技术的掌握而具备了前提条件,也具备了司法基础、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具有可行性。但网络庭审应限定在部分少年司法案件中,设置庭前、庭中和庭后的程序规范,加强程序保障和安全保障。     

论对抗式庭审模式下法官在证据运用中的角色

在对抗式庭审模式中,法官在证据运用中应当充当中立者、裁判者和被说服者的角色,然而在实践中,有时会出现法官运用证据角色的背离现象.为了保证对抗式庭审的顺利进行,重树司法的权威,有必要还法官在运用证据中的本来面目.     

刑事审判公开原则之坚守与被告人隐私权保障之提升

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却忽视了对被告人隐私权的保障。这不仅给被告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违背了基本的法治理念。从法理逻辑上看,被告人平等地享有隐私权。虽然在庭审过程中对被告人隐私的公开是不可避免的,但对隐私在庭审外的公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要在继续坚持审判公开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规制法院、新闻媒体与自媒体在公开审理案件中的公开行为入手,保障被告人的隐私权。     

刑事简易程序庭审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缺乏对"认罪事实"的有效审查机制。简易程序适用案件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增加错判的风险。从庭审环节的时间分配来看,简易程序庭审并没有凸显出量刑的重要性,大多数被告人无法感受到因认罪给其带来的刑罚优惠。基于此,有必要对刑事简易程序庭审进行重构,在庭审中,如果控辩双方对定罪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无需在法庭调查环节进行举证、质证,代之以法官对"认罪事实"的审查,审查的重点是认罪动机的自愿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刑事简易程序庭审的重心是量刑,法官应引导控辩双方对量刑事实和情节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增强庭审的量刑说理,使被告人能够切身感受到刑罚做出的过程和基于认罪所带来的刑罚优惠。     

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的证人弹劾规则

以审判为中心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改革,要求一切诉讼活动都要以审判为中心展开,控辩审三方职能的行使都要围绕审判展开,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需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将证据裁判原则深入到庭审过程尤其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过程中,而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便是落实庭审实质化的重要前提。随着审判中心诉讼改革的加深,有效利用出庭证人和鉴定人在庭审中的证言,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是谈审判中心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证据法的证人弹劾规则中有部分内容不仅有利于庭审双方形成良性的对抗态势,更有助于对事实认定者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进行判断,促进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论被告人的法庭交流权

被告人的法庭交流权指在法庭开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与其辩护人相互交流的权利。实践中，被告人法庭交流权的缺失影响有效辩护的实现，亦不利于庭审效果。赋予被告人法庭交流权可以促进有效辩护、消减法庭冲突、实现主观程序正义。因此，当被告人出现行为偏差或者意见分歧等情形时，应当许可被告人与辩护人通过及时交流或者休庭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同时，法庭交流权不得滥用，应当尊重法官诉讼指挥权、注重沟通效率、遵循特定伦理规范。为保障法庭交流权落到实处，可通过合理布局被告人法庭席位、完善休庭规则、畅通法院临时羁押室的会见渠道、建立侵犯法庭交流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来实现。     

复旦研究生投毒案一审开庭

11月27日9时30分，备受关注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林森浩被指控以投毒方式故意杀害室友黄洋，除去休庭时间，庭审持续了7个多小时，直至18时15分才结束，审判长宣布将择日宣判。     

庭审互动中被告人的答话策略和权力控制

在法庭庭审这个特殊的语境下,参与者们的权力分配是不均等的。法官的权力最高,是庭审的主持人和仲裁人;其次是律师和公诉人,掌握着庭审会话的主动权;被告人是受庭讯的一方,拥有的言语权最少,因而权力十分有限。通过对庭审中的对话进行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法官通过控制问话,律师借助封闭式问话、重复性问话等言语策略对被告实施权力控制。我们分析被告在法庭中的互动,他们一般通过三种答话策略来控制话语权,即对抗性回答,回避型回答,无力型回答。本文旨在改善被告人在法庭互动中答话策略的使用,达到保护自己权力的会话目的。     

检察视野下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全新诉讼模式,主要由检察机关建议启动,其提高了诉讼效率及被告人认罪服判判决生效率,但在实践中需解决如下矛盾： 对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公诉部门如何简化案件审查模式和审批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案件特点复杂情况下如何提高启动速裁程序建议的采纳率,庭审简化情况下如何保证速裁案 件被告人的权利,认罪服判情况下如何保证检察量刑建议的庭审采纳率。建议检察机关在推进刑事速裁程序时,确立刑事速裁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法律地位,制定适用速 裁程序的案件承办人权力清单,明确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证据标准,创建被告人认罪的辩诉量刑交易机制,建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全程监管制度,以推动刑事速裁程 序不断完善。     

论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庭审方式

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庭审方式具有几个新的特点：由开庭前案件实体性审查变为程序性审查；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职能；扩大了合议庭的权限和作用；合议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但我国庭审方式改革试点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庭前审查的范围、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措施和物质保障、证据及案卷材料是否移交及移交时间等，尚需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或完善     

刑事庭审方式比较研究

首先介绍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刑事庭审方式特点，分析了两大法系不同庭审方式的产生原因。 然后对我国现行庭审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刑事庭审方式向英美法系靠近了一大步，但又不同于英 美法系，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中国足坛:何时告别“腐赌黑”

正冰冷的镣铐,忏悔的人生,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腐赌黑"说三个字:"我不要!"——中国足坛12月19日,中国足球腐败案在辽宁拉开庭审大幕。当地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球迷和其他群众代表,以及被告人张建强、李志民的家属等近百人旁听了庭审。庭审调查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论侦查人员的法庭意识

侦查人员应具有法庭意识,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题中之义;也是公开审 判原则对侦查是否科学合法检验的要求;同时是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给侦查机关带来被动的必 然选择。     

控制与抗争：法官与被告人法庭交际会话分析

在法庭这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下,参与法庭言语交流的几个角色之间的权力分配是不均等的,法官的权力最高,是庭审的主持人与仲裁人,而被告人却只是受讯的一方,各种可享受的权力极为有限,所拥有的言语权也最少。对两者之间的言语交流进行会话结构、内容等分析发现,法官通过控制问话、决定庭审言语事件的进展、对答复进行最后评估等言语手段对被告人实施权力控制。但是,法官与被告人的交流并非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对两者的言语交流进行动态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在言语上对法官表示尊从屈服之外,还努力通过言语手段争取会话主动权以及对会话的控制。两者之间对权力与控制的争夺主要体现在被告人答话的方式与法官的发问技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