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黑尔对功利主义的论证

R·M·黑尔在他的普遍规定主义的理论框架内 ,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论证。他利用道德判断的可普遍化性 ,证明在道德思考中 ,必须给他人的倾向与自己的倾向以同等的地位。由此得出结论 ,道德思考的模式是功利主义的。然而他忽略了在我们不能撤销他人的倾向或欲求这一点上 ,他人的倾向与自己的倾向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不能像为了自身欲求在总体上的最大满足而牺牲自己的某些欲求那样 ,为了社会总体欲求的最大满足而牺牲某些人的倾向。因而 ,尽管他的论证颇为精妙并且貌似有理 ,但最终并不成功。     

哈贝马斯对语言哲学道德理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既源自语言哲学,又超出语言哲学.之所以要超出语言哲学,乃是因为以摩尔为代表的伦理直觉主义、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情感主义和以黑尔为代表的规定主义都基于各自的前提走向了道德怀疑主义,或者说,都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哈贝马斯要从理论上论证或者捍卫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就势必要对伦理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各自的主张作出检视与批判.其对话伦理学也正是通过一改语言哲学把实践性道德问题排除在真理问题范围之外的做法,从而得以突破语言哲学所囿于的经验主义怀疑论框架.     

走向动态: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

民诉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是指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进行详细表明,其主体是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以及第三人,客体是当事人的事实陈述。应负主张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具体化义务的程度应依保障辩论主义实现的目的而定,而相对方的具体化义务程度主要根据应负主张责任一方主张的具体化程度确定。具体化义务可能因为证明责任减轻或事案解明义务得以减轻。具体化义务与修正辩论主义下的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法官的阐明义务以及权利保障均有密切关联。我国民诉立法关于当事人主张或抗辩的规定不仅粗疏,而且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违反诉讼认识过程性的缺陷。为此,法官应当灵活运用法解释论,并妥适行使阐明权,敦促当事人及时提出主张。     

康德反对道德怀疑论的三重论据

康德所要驳斥的道德怀疑论的基本主张是：鉴于无法从实例和经验中找到纯粹的道德意向和德行,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道德的纯正性和客观性。这种怀疑论的一个主要起源是经验主义的思维路径。为了反对道德怀疑论,揭示经验方法的限度,康德给出了三重论据：道德确信论证;普适论证;法则优先性论题。道德确信论证的思路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一种明白的确信,即道德关乎理性所要求的应然之事,而非实然之事,所以,无论现实经验中发生了什么,都不足以质疑道德本身的真实性。普适论证的思路是：鉴于怀疑论者无意于彻底拒斥道德,他们就必须接受道德法则普适于一切理性存在者,并进而认可有限的人类经验不足以质疑普遍的规范。法则优先性论题则是：理性法则优先于经验中的实例;任何道德的实例或者榜样,必须先以道德法则为标准,才可被认定;所以,基于经验实例的怀疑本身就是自我挫败的。三重论据共同表明了立足于经验方法的道德怀疑论并不成功。康德的论证隐含了一种先验主义的立场：道德评判必须以先于经验的、理性的标准为先决条件。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与多余性反对

斯坎伦的道德契约主义要解决的是道德行为正当与否以及如何确定道德动机的问题,并为此提出了“没有人能够合理拒绝”的道德原则。批评者认为,无论是在判断道德正当与否,还是在解释道德动机的问题上,斯坎伦的理论都是多余的,这就构成了对他的契约主义的“多余性反对”,这一反对包含程序性和动机性两种类型。然而,这种多余性反对并不能驳倒斯坎伦,因为批评者判断道德行为的正当与否和寻求道德动机的基础都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理由,而斯坎伦的基础是个人自身的理由。从个人理由出发来理解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有助于理解某些行为正当与否的复杂理由,并且有助于确定行为的动机。因此,作为一种实质性道德理论,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不是多余的。     

功利主义与个人视角——论伯纳德·威廉斯、罗尔斯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自诞生之日起，功利主义就受到了各种批判，其中最普遍的批判是道德批判。伯纳德·威廉斯、约翰·罗尔斯等人从个人视角出发，针对功利主义的不偏不倚性提出批判，主张这种特征导致功利主义无法解释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但是，从个人视角出发，无法对功利主义做出成功的道德批判。通过评判标准与决策程序这一关键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从个人视角对于功利主义提出的挑战，缓解了功利主义所面对的巨大理论压力，证明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过于严苛的道德理论，并且功利主义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包容个人视角的道德重要性。     

道德合理性证明意味着什么?

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理性与合理性的区分,反映出西方理性观的变化。基础主义证明方法在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上已经缺乏说服力。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道德合理性证明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叙事和道德论证。叙事和道德论证之间的紧张关系制约着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言语行为论能用来反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吗?

约翰·塞尔提出了一种基于言语行为论的论证,支持斯特劳森,反驳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他的论证有两个前提。第一,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把罗素的理论应用于所有种类的语内行为:我们要么把每个包含限定摹状词的语内行为都分析为包含有存在断定,或者把它分析为只在命题内容中有存在性表达。第二个前提是两种方式都行不通。我质疑第二个前提并试图表明塞尔并没有给出充分理由证明普通所谓命令或提问不能包含断定。在结尾处,我描述了一种语言现象,即包含限定摹状词的语言可用来进行欺骗,以支持罗素的理论。     

解析康德“驳斥唯心论”的论证

笛卡尔的存疑的唯心论主张,经验性自我的存有是真实可靠的,但外在事物的存有是可疑的和难以证明的。为驳斥这种唯心论,表明外部事物的实存,康德从关于自我的内在经验的可靠性出发,证明内在经验要以外部事物的经验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并进一步阐明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是不可分的、一体的。借助可能前提论证、不可分论证和一体性论证这三个越来越强有力的子论证,康德表明了,如果要质疑外部事物的实存,就必须同样地质疑内在经验,而这是存疑的唯心论无法接受的。这样,康德就以归谬论证的方式对笛卡尔式的唯心论进行了一种内部反驳。康德的论证模式同样适用于一种休谟式的存疑的唯心论。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唯心论之认可自我作为持存的实体,休谟式的唯心论对自我持有组合论的理解,拆解了自我的实体性。康德的论证模式之普遍效力揭示了笛卡尔、休谟等人的经验性唯心论的限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走向先验唯心论的必要性。     

非此非彼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

诉讼证明的本性及适合于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定了诉讼证明可能达到的程度,此为诉讼证明标准设定的认识论前提。“客观真实说”关于证明标准的观点和关于证明评价标准的观点在诉讼法理上都是不成立的,不具有现实的程序意义。“法律真实”则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法律真实说”关于真实标准的主张也是多余的。只要承认并对自由心证原则予以纯正把握,则两说及其论争可以终结。     

道德历史主义:普遍性和相对性之间

道德普遍主义要求以普适性的道德理论规制人类实践生活,然而由于其忽视了实践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最终导致各种现代道德理论众说纷纭。在此背景下,道德相对主义以情感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新面貌重返现代社会,直接否认了道德客观性。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道德历史主义以一种折中姿态出现,既强调道德客观性的一面,又强调道德相对性的一面。然而,该主张虽然克服了道德普遍主义的局限,却因强调道德相对性而陷入同道德相对主义的暧昧之中。如果要摆脱道德相对主义,它又要向道德普遍主义倾斜。这种介于二者间的张力,既是其魅力所在,又是其困难所在。     

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种基础主义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在道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的建构主义。康德的基础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要素,它凸现了范畴在思维中的根据作用,阐发了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缺陷则在于作为基础信念的范畴过于绝对化。     

义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

义是路,是现象的有。有是假,故义有假。路有理,理的反映便是合理性,义是合理、陈述。陈述不真故作为陈述的义没有确定性。普遍道德原则因此是不可能的。所以,孟子提出义内:道德原则只能是某种价值判断,具有主体性。义是善。善有虚名。因此,善、真、有都应当接受批判。真正的义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行为。这才是道德的本体。对于本体,人们保持沉默。故圣人体无。     

完善生态伦理学的合理论证

从"是"直接推出"应该"是生态伦理学论证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但通过吸纳社会领域消解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的合理主张,并根据人类生态实践而扩展道德论证的可合理接受性标准,在分析生命共同体中事实与价值的复杂关系的基础上,创设一种非线性思维的综合论述的证明方式,而不是沿用传统的演绎模型的证明方式,就既可以避免"自然主义谬误,"又能够对生态伦理学做出一种非逻辑形式的合理论证。     

价值论的第三种思路——兼论环境伦理学如何可能

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思路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借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方法的个体主义价值论;二是试图背离西方个体主义传统的、建立在整体论之上的整体主义价值论。但是,在这两种不同路向的价值论基础上,都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文章提出的价值论的第三种思路认为,当把作为"大我"的"世界整体"作为"统一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其目的性要求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判断)体系。在这种价值体系中,人和环境一样,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应当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环境伦理学的建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道德圣人与后果主义

如果我们把道德圣人理解为一个为了他人和社会的福祉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的人,那么苏珊·沃尔夫在其198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论证了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主张。第一,一个人可以理性地拒绝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第二,道德圣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人。本文将这个隐约的困惑称为“道德圣人难题”。我们首先检验和批评沃尔夫为这个难题提出的解答,然后指出道德圣人难题与众所周知的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苛求难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后果主义观点,并展示这种理论可以同时解答道德苛求难题和道德圣人难题。     

普遍规定者与理性立约者

通过比较黑尔的道德推理理论和两个版本的理性立约者理论,可以发现,理性选择论类型的理论,如果要导出功利主义的结论,都需要假定选择者以相等的概率处于有关各方的地位上.最终,我们将证明,由于可普遍化性规则涉及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个假定将被排除.所以,普遍规定主义理论并非像黑尔以为的那样可以作为功利主义的基础,相反,它的规范性结论与罗尔斯属于同一个类型,即承认人际区分的公正的道德观.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平等如何能够加以证明?

从直觉上接受平等主义,这很容易;在理论上证明平等主义,这很困难。当代的平等主义者为平等提供了四种主要的论证:基于尊严的论证依赖于一种人性的形而上学,从人的尊严推论出人的平等;基于程序的论证主张,不平等需要理由,平等则不需要理由;基于于公平的论证认为,保证平等的东西是公平,而保证公平的东西是某种理论假设(原初状态或公正动机);与上述三种论证相比,基于契约主义的论证更有道理,它用所有人的同意来证明平等。但是,这四种论证各自都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

默顿认为,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规范结构。如果转换研究视角,从"追求真理"之认知规范与"造福人类"之社会规范的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就会发现,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虽然默顿将创新性与谦逊作为新规范增添到科学规范结构中,但创新性可与公有性并列于认知性规范,谦逊属于心理学层次而不具有合理性。巴伯以理性精神和情感中立来补充默顿科学规范结构,只不过是原规范的一种不具有创新意义的变体;米特洛夫不加分析地依据默顿和巴伯的科学规范结构提出的一套规范与反规范也不具有合理性。依据普遍主义原则、倡导怀疑精神和科学公正的时代状况,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