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乡村政社分设治理体制改革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当下乡镇一级实现了政社分立，村组一级并未彻底实现政社分立，后者转而形成了“政经合一”的管制性乡村治理体制——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制模式。如此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背景下，唯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重构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方能更好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一核二元”善治格局的形成，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     

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方案——纪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0周年

《乡村建设理论》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的一个整体方案。针对20世纪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造成的文化失调和社会混乱,梁漱溟试图通过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把中国传统儒学的"源头活水"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有效结合成"社会事实",创造一种人类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藉此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在乡村振兴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代乡村重建实验的经验仍然值得总结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清末法制改革的现代化特征

清末法制改革是20世纪中国法制史极其重要的一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主要有初步树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现代化法律观念;确立了立宪法、开议院、伸民权,建设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体系较为完备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开创了司法制度和法律操作程序现代化的先河.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从分化到分治：“多层竞争——合作”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 ——以陕西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政村治"体制形成的政府与村庄组织结构模式,因为乡政困难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21世纪初的农村综合改革则提供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在农村社区建设"倒逼"下,新的乡村治理体制有望形成。"多层竞争——合作"体制设想了乡村关系处理的新模式,提出通过分类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     

百年回顾:20世纪的日本高等教育

日本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后发国家 ,2 0世纪初确立了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经过战后改革及高速成长期的迅速发展 ,到 2 0世纪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高等教育大国。分析 2 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认识 ,而且可以为我国 2 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conomic Reforms and Fertility Behaviour in Rural China: An Anthropological and Demographic Inquiry

How hav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which started in the late 1970s affected individual fertility behaviour in rural China?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the deliberate policie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affect fertility outcomes through processes which are both filtered by, as well as reshape, existing social institutions. It is based on fieldwork in a Hebei village from July 1992 to November 1993. It finds that after the reforms, rural Chinese marry at earlier ages. However, declining age at marriage does not increase fertility. Rural couples prefer to have fewer children, and their motivation of having girls becomes stronger.     

从苗沛霖团练看19世纪中期皖北基层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

19世纪中期大战乱和大动荡的皖北,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以基层社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改变了原有的双重统治,游离或者正在游离出以上层政权为主导的格局。本文试图通过对苗沛霖团练的发展历程的述论,展现皖北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以便更好地窥视19世纪中期的皖北社会。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村问题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次可贵的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从事乡村教育的目的、手段、理念及思想认识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其经验和教训为今天从事乡村教育改革的人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传统乡村士绅的“嬗变”与“疏离”——以辛亥前后江浙地区的“毁学”事件为例

20世纪初,科举废除使新学教育在全国获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教育冲突日益激烈。清末十年,“毁学”事件在江浙各地乡村屡屡发生,几有遍及全国之势。作为地方精英新旧矛盾激化的产物,辛亥前后“毁学”事件既严重阻碍了近代新式教育的普及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传统士绅阶层的嬗变过程,使其与中央政府渐行渐远,并最终走向了清王朝的对立面。     

20世纪美国州政府的立法体制改革

为重新确立州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提高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水平,美国各州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对立法体制的改革。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期中,各州相继进行了立法机构的职业化改革、议席分配的平等化改革、选区划分的合理化改革和立法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至20世纪末,改革者们设定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然而,民众对改革后果并不是很满意,他们自1990年代以来又提出了许多反向的改革主张。     

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政府行政制度创新--兼论中国政府新公共行政典范的确立

本文界定"政府行政改革"、"国家行政改革"等政府制度创新问题,阐述了重新确立典则规范对现阶段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决定性意义,指出公共行政典则规范更新替代与公共行政目的、国家政治议程、政府职能、政府公共权力、政府能力等因素直接相关,而提供制度保障、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和有效性,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主要的新公共行政典则规范.     

近代英俄在亚洲的争夺与"西藏问题"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殖民主义者在争夺亚洲的同时侵略中国西藏.英国殖民主义者是侵藏的元凶,它策划"西藏独立"、"外藏自治",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沙俄殖民主义者与英国争夺西藏,妄图把沙俄的疆界扩张到中国长城脚下,并获得东亚的霸权."西藏问题"是英俄殖民主义者一手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