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社区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

“资本下乡”成为当前村庄发展的主流模式,不可控的“资本下乡”将带来村社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乡村治理造成危害.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通过皖北两村的比较可知,在以村社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资本与国家的过度攫取,发展过程最节省交易成本,发展利益也能在社区内最大化,发展模式成本最低.     

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探析

在阐述马克思村社"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国、俄国和印度等国家为例,对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进行探讨,得出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长期、普遍、牢固存在是东方国家专制性特征的牢固社会基础的思考,并就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成为东方国家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原因问题展开论述。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山地民族的村落共同体研究——从独龙族、景颇族的村社发展看山地村社的演变

农村公社作为不以血缘关系为主的自由人的村落共同体，自产生以来，均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农村公社为平地村社与山地村社。通过对居住在中国西南山区的独龙、景颇等民族山地村社的演变的研究，揭示山地村社与平地村社的差异以及给文明社会带来的影响。     

“结平衡账”：农户主导型农地确权模式探索

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确权工作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供给往往会被农村基层组织创造性地使用,使得确权实践体现出一种村社内部“结平衡账”的现象和功能,即基层组织通过召集村民多次开会研讨、民主协商,兼顾村社内部已经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最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土地确权方案。如此,不仅完成了国家“自上而下”要求的土地确权任务,而且也实现了农民“自下而上”要求理顺村社内部关系的目标。村社共同体内部成员构成的不断变动与我国农村地权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是需要进行以土地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结平衡账”的关键原因。村社内部“结平衡账”机制是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核心机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乃至国家涉农政策下乡过程中的诸多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新农村社区规划中旅游产业的参与——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桃源新型社区建设性规划为例

本文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桃源新型社区的规划为例,管中窥豹,对旅游产业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参与方式和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文章从规划人的角度,力求对社区规划中如何为拉长农村产业链条、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富民提供物质环境基础进行有意义的思考。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能动性及其局限

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表现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重现农村精英的能动性,同时必须警惕其局限性,具体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精英素质等措施,发挥农村精英在转型期的巨大作用。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

城市社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加强社区管理和发挥社区的基层服务功能。"十二五"期间,在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现有社区管理体制和模式暴露出很多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在管理模式上探求新的出路。构建"两委一站"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尽可能发挥出社区在基层的核心服务作用,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     

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分析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在社区定性与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找到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两委一站”的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取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借鉴与实践将在未来的探索中成为社区治理机制由发展逐渐演进成熟的现实走势。     

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论社区文化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在一定具体的社区内进行 ,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也往往可以在社区里反映出来。社区文化正是社区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 ,也是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文化的发展程度将直接关系到社区建设的发展状况。因此 ,研究社区文化 ,研究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努力探寻社区文化构建的有效途径 ,对于推动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 ,进而提高社区生活的品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