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刘备形象侧论

“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这个歌后语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的生动而又得体的概括。作者确实抓住“哭”这一细节,写活了刘备。在《三国演义》前85回里,作者描写刘备的哭就有近20处之多,里面有真情的哭．有虚曲的哭,也有狡诈的哭。作品通过刘备一次又一次的哭．逐渐地丰满了这个形象。可以说．刘备的哭,哭出了性格,哭活了人物。     

转换性形象:跨文化建构文学形象的理论视角

转换性形象涉及文学史、文学评论及翻译文学中有关民族的、国家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不采纳本质主义观点,也拒绝任何关于国家刻板印象的他者假定,真实描述“他形象”与“自我形象”.该研究注意形象识别,并将转换性形象与文学翻译放在一个体系内加以考察,既研究文学翻译的行为方式与翻译策略对转换性形象的建构意义,也研究转换性形象对文学翻译结构与形态的潜在作用.该研究突出三个层面:主客体关系,形象转化方式,跨语言诉求.     

《简爱》中的妇女"陈规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男性传统文学中的妇女陈规形象进行批判 ,因这些妇女形象未能真实地反映女性自我。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初看似乎也落入“天使”与“魔鬼”的陈规模式。而勃朗特实际上正是通过对妇女陈规形象的再现和重新解析来探讨妇女真实的内心世界 ,反映妇女的真正需求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形象

“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之一 ,其主题突出强调“人的孤独”、“世界的荒谬”。笔者认为契诃夫的一些作品可以算作是这一主题的源头之一 ,能够作此结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契诃夫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在“荒谬而虚无”的世界里的“反英雄”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19前半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学形象,即“多余人”。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和奥勃洛摩夫是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为社会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多余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其发展规律的同时,着重阐述“多余人”形象的社会现实意义。     

子弟书中的"八旗子弟"形象论

子弟书是清代北方特有的说唱曲种 ,许多篇章生动地刻画了“八旗子弟”形象。这些形象是兼具满汉两种民族特性的“文化融合体” ,呈现出三种性格维度 :武艺卓荦 ,气概超凡 ;弦诵经文 ,翰墨飘香 ;繁华表象 ,虚无灵魂。这三方面又相互交错 ,展现了民族交融过程中个体生命的多彩及八旗子弟没落的历史必然。     

文学形象蕴涵的裸露

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文学形象蕴涵裸露的原则文学形象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国古典文论对形象的这一特征早已有所论述,清代文论家章学诚就明确地把形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地自然之象”,即物象,是自然存在的,是客观的;一种是“人心营构之象”,即作品中的形象,这是作家创造出     

文学形象系统剖析

研究文学、欣赏文学作品,应该从何处着手?毫无疑问,应该从形象入手.文学形象是文学作品的中心、主体和细胞;它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正象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抓住“商品“这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样.研究文学,也应该紧紧抓住“形象”这个逻辑出发点.遗憾的是,我们现行文学理论教材,不仅没有把这个概念作为文学理论     

陪都文学与"重庆形象"变迁

陪都文学作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通过对陪都文化的现实表达,在地方文学的基础上生成为区域文学,直接推进了"重庆形象"的战时变迁,促使重庆形象具有了陪都文化的双重内涵与陪都文学的整体构成,重庆形象由此成为陪都文学的区域性标识。     

浅析"忆语体"散文中的女性形象

《影梅庵忆语》等五篇“忆语体”散文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抒情文学的代表作品 ,本文将通过分析这五位聪慧美丽、才华横溢而又韶华不永的知识女性形象 ,探讨女性的历史命运和人生处境。文中的几位女主人公 ,较之传统女性有了新的突破 ,她们追求男女关系的平等 ,力图得到男权社会的认同 ,却难以克服自身的局限 ,最终仍回归男性社会为女性设计的轨道之中。     

漫谈《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那些温婉可人的花妖狐魅形象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另一类女性形象却被冷落，即《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她们常被称作“河东狮”或“胭脂虎”，凶悍残暴、狭隘善妒，人们遇之如遭“附骨之疽”，避之惟恐不及。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类形象，发掘她们悍妒背后那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刘备"三顾茅庐"原因再认识

公元 2 0 7年 ,47岁的刘备“三顾茅庐”去请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究其不辞劳苦“三顾茅庐”之原因 ,学术界一直普遍认为是刘备慕名而往。笔者认为 ,诸葛亮的才能固然是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而更主要的使刘备“三顾茅庐”的原因 ,则是徙居荆州十余年的诸葛亮 ,靠着原来的家族关系和自己杰出的交际才能 ,已经成为荆州地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而客居荆州的刘备要想立足于此地并有所发展 ,就必须求得荆州地主集团的支持。然而 ,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对刘备是“疑其心、阴御之。”[1](卷三十二 )刘备寄人篱下 ,为了避免刘表生疑 ,他不能够公开直接去求得荆州豪门望族的支持。而客居荆州又与荆州地主集团有密切联系的诸葛亮就成为刘备沟通与荆州地主集团联系的最理想人选 ,故而刘备才有“三顾茅庐”之举。     

20世纪农民文学形象的制作与英雄人物的塑造

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心事件之一。这种形象塑造的方式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58年之后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范要求农民英雄人物必须“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必须写成“进攻的性格”,是“叱咤风云”的形象。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存在着严重的“神化”倾向。     

创作构思中形象的內涵

创作构思过程中,主要是在大脑中以形象为胎,依循着形象的“象”来布构作品。当作家在生活中被某些事实、情景所吸引而激动时,粳已经接触“形象”了。这“形象”,当初人们只以为必须是有形体的人物,但后来,单一的形体形象论不能解释一些文学现象,例如形体以外的情绪、感情、意志、意思、意识等,于是在一些文学原理的著作里,理论家们作了修正,这便是今日在辞书和文学概论一类著作中所流行的包含下述涵义在内的“形象”定义:是作家审美认识的结果,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是他们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体验、认识作出来的具体可感而又带着强烈感情色彩和具有审美价值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借荆州"三辨

考诸史料,“借荆州”实有其事,不光孙吴如是说,刘备、曹魏也不否认,陈寿、司马光亦予肯定。“借荆州”指孙权将南郡的江陵、夷陵等地交由刘备管辖和认可刘备对“江南四郡”的占领;将南郡江陵之地称荆州为当时的习惯。之所以要“借荆州”,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刘备失去了在孙刘联盟中与孙权的平等地位,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刘备通过“借荆州”摆脱孙权的限制,使自己“名”与“实”统一。     

再论“多余人”--《叶甫盖尼·奥涅金》形象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不朽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当中第一个“多余人”形象。自此,世界文学中逐渐出现了很多“多余人”和“类多余人”。过往对多余人的研究大部分过分强调其历史背景因素,这样的角度其实是缩小了这个形象的广泛性。试图从人性这个本质而永恒的角度去分析“多余人”形象,并把奥涅金和达吉雅娜放在一面镜子的两面进行审视,能帮助挖掘出这个形象的核心共性和真实内涵,对“多余人”形象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