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辨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正确把握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审美原理。长期来，学界对该说的解释或“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皆失之于片面。本文试以西方读者学之基本观点，作一新的解释，把读者之意和作者之意统一起来，强调了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与作品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以意逆志":作为探求会话含义的语用学命题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代学者或把它视为阐释学的理论命题,或把它当作修辞学的理论观点,然而均因脱离了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语情境,结果都是对孟子原意的错会.通过转换视角,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语实际情境,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原意应是对当时"言意之辩"的理论拓展,更是一条以划分语义层次为前提,以确立受话者主体地位为依归,以探求会话含义为目的的语用学理论命题.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东学西传"视阈下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基于理雅各跨文化译介的理论品格

"东学西传"掀开了中国典籍进入西方世界的重要一页,理雅各为其先导者。他在文化传播上将"以意逆志"作为其恪守的重要译介总纲,强调在传播中要用当今学者之意"逆"典籍圣贤之"志",诚心迎见原作的异质性;他还以治学思维伦理来运作经典传播,将学术性、批判性与译介释读相通约,以"我"之心会古人之心,求得对原典真义的真实阐释。同时,他在原典的诠释世界里,努力寻求译介传播的均衡,表现出哲学意义上的中立化色彩,展现了一个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选择立场。这些为当今中国典籍传播方式的革新提供了借鉴。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与谢野晶子的《君莫死》是反战诗吗？

与谢野晶子的长诗《君莫死》长久以来被当作“反战诗”受到世人关注。但从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诗歌之道”“尊皇之道”以及政治立场分析，她的《君莫死》只是一首真情流露的“心声”诗作，甚至算不上厌战诗。对与谢野晶子的这首诗，应该放到她的整个创作当中加以判断和定位。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朱门酒肉"飘何味——浅谈杜诗名句中"臭"的释义

从对《全唐诗》、《先唐文》、《唐文拾遗》等文献中含有＂臭＂字诗句的梳理出发,联系具体时代语境,认为把词汇意义解释为＂香＂,把语用意义解释为＂臭＂,更符合诗人的初衷。     

《断章》主题多样性的文本世界阐释

文本世界理论是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文本世界理论中的话语世界、文本世界和亚文本世界三层次将作者、文本和读者密切结合起来,以文本为分析对象,在兼顾作者的基础上,读者根据文本信息和已有的文本经验形成心理表征,构建不同的认知世界,对文本进行解读。运用文本世界理论对《断章》主题多样性成因进行统一阐释,验证了文本世界理论对语篇意义构建的强大阐释力,并揭示了文学文本的解读不是封闭性的。     

关于当代诗歌的阅读：在细读中展示的魅力——以于坚的一首小诗为例

当代诗歌并没有疏离时代，亦没有疏离读者，相反，当代诗歌的写作，它期待和呼唤的是一种能够进行创造性阅读的专业性读者。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阅读阐释中，作品的含义和魅力才会展示出来。当代诗歌正是通过在写作和阅读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而建构了新型的文学“三R”间关系。     

“居”的考略

"居"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的、诗学的问题.本文将"居"的范畴规约、定格在物理和文本意义之上,并对"居"从问题的凸显,历时发育与式微,共时的失明与自反以及诗意地栖居等方面对"居"进行考略,以期当下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居"得以澄明,从"失明"而走向"复明",实现人类诗性栖居的回归.     

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文本与读者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本和读者的研究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这一现状,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读者与文本在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辩证关系。分析发现：历史批评主张读者只有通过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复原文本意义,文学批评坚持意义的产生是读者与文本交流的结果,文化批评把读者的性别、种族和意识形态纳入文本。     

赵嘏诗歌的“江湖意象”解析

晚唐诗人赵嘏,虽然和当时文士一样有＂平天下＂的志向,但其宦海沉浮的独特经历,又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结合诗人生平事迹,分析其诗歌中＂江湖意象＂的文化内涵的多种表现,并探讨由其文化内涵所折射的诗人内心情态,由此形象地展现赵嘏诗歌创作中＂诗缘情＂的价值取向。     

人间要好诗——也谈现代诗歌艺术判断的标准与尺度

诗歌判断既包括诗与非诗的判断,更包括好诗与劣诗的判断。“成立的诗”与“好诗”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好诗的第一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本身品质高远——诗歌意象（用以进行表现行为的表现者）和被表现者之间的性质距离遥远而不邻近,让人诗思受触而砰然心动;好诗的第二尺度是：文本之内,表现者自然生成,诗歌意象是特定的语境下有限自由的自然生成,而不是无视语境的无限自由的任意嵌入;好诗的第三尺度是：文本之内,在建立了被表现者与表现者之间不即不离的“A＋远A”结构之后,更有饱满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而然地灌注其中,让人精神撼动、情绪感动。     

一个勇敢新世界的重构——一个关注文本、读者与作者的新视角

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作者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以及这两者同读者的关系一直备受欧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加拿大作家卡洛尔.希尔兹的小说《玛丽.斯旺》就是体现此类关注的典范之作。小说围绕女诗人玛丽.斯旺之死而展开,着重演绎了四个人物在诗人死后如何各自为营地以权威身份诠释和构建诗人的历史与作品。希尔兹在这部小说中阐释了作者、文本、读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作品诠释过程以及作品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关系。在希尔兹看来,作者将创作意图化为文本后离场,文本因此而获得相对独立但却使歧义诠释和多义诠释成为可能,读者则围绕缺场的作者和自主的文本重新构建新文本,这一系列过程最终造就了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