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观,要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考察其文化概念的历史语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观的基本逻辑,倡导多元辩证的文化发展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观的鲜明特色,重视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发展观的重要突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观对当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科学唯物史观不是“套语”——对《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的批评意见

文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有关论述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等方面的考察研究 ,对尚延龄、尚缨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与政治观》中 ,“破天荒地”对毛泽东“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论断的确切性提出的质疑 ,进行了全面的辨析和反驳。文章认为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套语” ;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不容置疑     

论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120年后对《费尔巴哈论》出场学视域的新解读

120年后,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科学辨识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的理解,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革命理解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出场学视域为解读地平线,从恩格斯对哲学革命逻辑基点的理解、批判旧形而上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转换、“改变世界”的哲学路向等五个方面做深度解读,从而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革命性质及意义理解上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与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深化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设想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思想材料，邓小平理论深化与发展了马恩“跨越”设想里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否定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功能的再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发展中,曾经历过“哲学时期”和实证科学的时期。在“哲学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持肯定的态度,哲学成为他们思想发展的核心,哲学原则成为他们思考现实问题的基本依据。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起来反对哲学、否定哲学,“离开哲学基地”。这一“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是:反对从原则出发,反对站在“哲学基地”上解决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改造的问题,主张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证科学的研究来解决对现实的认识和改造的问题。反对哲学、主张实证科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否定世界观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新世界观,它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要防止向旧哲学的回复。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文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际间人文交流遭受阻隔的时代境遇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文共同体,其相关重要论述具有多重逻辑意蕴。人文共同体是以马克思文化交往理论、"真正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遵循世界人文交流融汇、中华文化包容式发展和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逻辑,立足于回答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之问、破除中外文化交流壁障和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人文交流的实践逻辑,为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全球文化治理和国际文化秩序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历史视野的缺失——析当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一个方法论错误

当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时,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错误--历史视野的缺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解读时,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关系.对我们而言,进行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要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更要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去探究"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从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这才是从历史的视野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根本目的和独特价值之所在,也只有这样,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最彻底的反驳.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及其当代启示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创新性思维方式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催化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就是思维创新的典范.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思想,更是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性思维特点.实践证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进步,正是因为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性思维方式,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发展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中,进一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创新性思维方式,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热潮”以后的“冷思考”——澄清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设想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在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的同时 ,也在不少方面误解或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笔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否提出了在落后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思想、马克思在“跨越”问题上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是否相互矛盾、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在“跨越”思想上相互对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思想的证实等四个方面的冷静反思 ,得出了与不少学者不同的结论 ,意在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跨越”思想的误解。     

论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精神的共同性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在西方,从二十年代始,在对恩格斯的非难中就指责他不重视人,只重视自然界.指责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是“对辩证法的误解”.这种曲解成为以后资产阶级学者加以发挥的中心议题.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发展.近十几年来,达到了新的高潮.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作为他们的研究课题.1972年,西德出版了一套比较百科全书,名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其中写有恩格斯的专章,论述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对立.1975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本得尔出版了《对马克思的背叛》一书,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的哲学观点称作是“对马克思的背叛”.     

《水浒传》与"说参请"

说参请作为宋元说话的重要一支,其内容及形式俱无法考实.而从<水浒传>源头之一的<花和尚>话本中,可以大体推断"说参请"艺术的情形.<水浒传>中的参禅对话与机锋接引的描写,还有禅宗预言偈、禅宗下火文及禅宗辞世颂等语录文体的存留,都是"说参请"面貌具体而鲜活的纪录.     

《礼记·乐记》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乐舞一体是文学发生时期的重要特征.<乐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乐论,系统地阐释了音乐的发生,音乐的作用及美学境界诸问题,其关于音乐的重要观点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对<乐记>的影响尤为深刻.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对“兴、观、群、怨”的重新检讨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 ,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今人对于“兴、观、群、怨”的一些理解 ,大多是依据汉人、宋人的说法。他们的说法 ,有没有违背孔子本意的地方呢 ?对照孔子在《论语》中发表的全部言论 ,联系孔子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 ,许多流行的说法 ,离孔子“兴、观、群、怨”的本意已相距甚远。实际上 ,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 ,都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特征。本文通过文献整理 ,对“兴、观、群、怨”的内涵逐一做了分析 ,从而得出了一些与今人有些不同的结论。     

论哲学意义的一二三

(1)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是不争的事实。(2)但是“我不思,我亦存在”。“思想”不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只有“存在”才是。(3)我是存在。特定的我是思想的载体。思维具有否定性、发散性和系统性。(4)种、类是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概念。“种”是个别性的普遍性。“类”是特殊性的普遍性。“种”的定义方法一般是“类(属及其以上)加上种的差”。(5)由“我”(即空间点)存在,而肯定了空间存在。空间只是点的否定性,是自我的外在。空间的否定性是时间。“我”和世界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无限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空间具有长、宽、高,时间具有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性和无限性。(6)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无限,是一种有限之中的无限。我们正在认识和准备认识的无限,乃是一种无限之中的有限。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无限是对意识的否定。(7)事物是时空,形式、结构和功能,质与量的统一。认识事物,总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然后进入到知性的主观认识阶段,最后是理性的辩证思考。(8)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的世界是存在着的世界,也是概念的世界与理想的世界。(9)存在是“一”。“一”为“一个事物”。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广泛的包容性和强烈的变易性。(10)对立是“二”。“二”是指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思维,是指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论。(11)系统是“三”。“三”源于“一”。“三”是对立统一或“天人合一”之“三”;是先有中间再有两端,即“中庸”与“过”、“不及”之形式之“三”;是“一”统率“三”或三极并重之“三”。     

马克思的游戏、语言和“用法”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语用关系"的轴线.语言实现了从"指称论"到"游戏说"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有特殊的意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通常从哲学纯学术的角度着眼.然而,马克思实际从事的是社会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游戏的性质的不同,造成马克思语言的"用法"也不同.我们应当从马克思所从事的这三者统一的游戏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语言,并由此拓展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研究.     

互联网、行政权与"新利维坦"

互联网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其对行政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比较来说,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力追求效率的品质内在地暗合了网络时代追求效率的特性,这就为行政权的集权提供了契机.而电子政府的实践也无从改变行政权集权这一趋向;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看,国家安全问题,知本家阶层的出现,网络的发展,政府的文化优势等都将带来行政权权力上升和膨胀,公民对其的监督减弱.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制约行政机关的力量变弱趋向没有改变,而社会(公民)失去了对行政权(政府)的批评精神和否定态度,从而进一步使社会失去了对行政权的监督,如果是如此,一个新利维坦--专制政府将诞生,民主必将受到侵害.因此,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范围,防止其不利因素对民主社会肌体的侵害,成为了当代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内容.     

论“可久可大可新”之作为“中华共识”——“华学道德说”之辨析与批评

仅视"中华文化"为"道德文化",是片面的。"中华文化"有"道德"之一面,但并非仅为"道德文化"。倡导"道德文化"者,以儒家为主;此外又有释家,倡导"智慧文化";尚有道家与道教,倡导"身体文化"。儒、释、道三家有共同目标,曰"可久可大可新"。各家各派之别,乃路径之别,非目标之别。儒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德修"或"修性";释家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智修"或"修心";道家与道教以为达成"可久可大可新"之路径,主要在"体修"或"修命"。路径不同,乃"术"之异;目标相同,乃"道"之同。"中华文化"即此"道同而术异"之文化体系,非仅为"道德文化"也。     

“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刍议

按"一国两制"实践的内在逻辑,可以将"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分为"回归模式"和"实验模式"。澳门回归模式是澳门回归过程的方式和步骤。澳门实验模式主要指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方式、状态和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与回归模式相比,澳门实验模式尚未定型,但业已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澳门实验的核心,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制度发展与整合的求解。澳门实验既是改变澳门自身命运的实验,"实验田"的产品也将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提供经验,作出贡献。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几点认识

邓小平的民主政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继承和发展。他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没有完全局限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之中 ,而主要是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提出了现代化民主政治观念 ,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紧密联系起来 ,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