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

怎样继承哲学遗产，至今仍是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回顾上个世纪 50至 70年代的学术文化史，在这一问题上，“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两种观点就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前者是“庙堂”的说法，后者则是“山林”的意见。不用说，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冯友兰和他的“抽象继承法”会遭遇坎坷的历史命运。 　　1957年，冯友兰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该文认为，某些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两个层面，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也不必继承的。譬如《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评析

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基于“批判继承法”在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抽象继承法”是一次方法论革命,尽管它存在着把传统文化继承问题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言语问题、形而上学地理解哲学命题的意义等错误倾向,但是它强调全面整体地理解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读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我见》有感

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实际上是"字面意义"继承法。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继承问题上,应该把继承、利用和借鉴加以区别。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是非常必要的,但任何学术讨论和批评都必须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而不能不顾事实,妄加论断。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与后位继承

最近有学者明确提出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指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生存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后位继承是遗产利益在继承过程中需要发生多次转移的产物。在婚姻住房作为遗产的情况下,两者的制度安排极为相似。但实质上两者在权利属性、立法理念、制度功能等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明确两者的关系能够为继承法修订中的制度选择提供重要依据,在《物权法》尚未对居住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不宜规定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但在遗嘱继承中可先规定后位继承。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是对日丹诺夫的教条主义哲学史定义的质疑;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抽象继承法"所蕴含的问题,即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贺麟等人在当时对此作了初步探讨,但被关峰予以否定。实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一些思想家认为传统与现代具有互补性;马克思、恩格斯更以历史的辩证法论证了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回答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具有启示作用.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

我国现行《继承法》制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时网络还未兴起,也未出现QQ、博客、游戏账号等这些数字概念,所以《继承法》对可继承遗产的列举性规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些数字信息资源.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让数字逐渐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以至生存的方式.当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一些新的法律问题也随之产生,网络数字遗产的继承即为其中之一.本文旨在从社会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法律规制三个方面阐释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数字遗产的可继承性,提出可以通过修改《继承法》、颁布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案例等形式构建网络数字遗产继承制度.     

真理是具体的

关于"抽象继承法",大家讨论得很久了.这个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乎它特别强调什么"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把一些笼而统之的空概念,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但是这个抽象继承法,恰好就偏叫我们往那抽象的圈子里面钻.这分明是两条道路,两个方向,两种学风.有一种传统的抽象崇拜思想,似乎认为把道理讲得越抽象越好,越笼统,越不着边际越好.连清初那位大历算学家王寅旭,也还发这样的议论:"古之善言历者有二:易大     

当代中国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若干问题

思考当代中国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三个问题。(1)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认为两者存在的联系有变革、融合、制约三个方面 ,近20年来 ,这三个方面主要在价值标准和价值理想上展开。(2)如何确立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 ,认为以区分民主性和封建性、“抽象继承法”来评价传统文化和以领域划分来看待中西文化的长短都不足取 ,应以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为评价标准。(3)如何增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认为应当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作出制度上的安排。     

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的文化观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特征与四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古今中外法与综合创新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认为这对于总结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建设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法律思考

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是财产继承法律制度建构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但关涉到法律对遗产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护，还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我国《继承法》对被继承人遗产债务的清偿适用的是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制度，这一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以保护遗产继承人利益为主，以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为辅的制度。因为，法律制度的设计缺乏对遗产继承人权利制约的机制，不能有效地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抽象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冯友兰先生在五十年代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自这一观点提出至六十年代初期,曾引起学术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从总体上看,对冯先生的这一观点基本上是否定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的文化热潮,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冯先生的这一主张,而冯先生对自己的这一观点也进行反思,一方面承认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另一方面仍坚持这一基本主张。究竟怎样看待冯先生的这一主张?在现实条件下,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对这一观点进一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析,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言道方式看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以个案研究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以西释中”衡论

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近年来广受质疑,甚至出现了一股盲目排斥西方哲学的极端观点。尽管"以西释中"的实践的确导致了需要认真关切的问题,比如"垄断中国哲学话语"、"对中国哲学的伤害"等,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应该置于学术层面加以讨论。检视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演进可以说,"以西释中"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实践,而且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并使中国哲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得到了提升。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作为解释方法的"以西释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缘于应用主体的学术素养与价值立场,另一方面缘于我们并未正确、深刻理解文本的性质以及被理解文本与解释实践的复杂关系。而基于这种认识的形成,"以西释中"仍然是中国哲学更新、完善自己的基本途径之一。     

我国遗产债务清偿顺序的立法构想

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对继承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继承法未规定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导致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得以满足的"债务清偿优先"的规定不能实现,法律权威性受损.一个具有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社会,不能依靠曾被接受的债务同死者一起消亡的原则运行.法为保证遗留债务能适当偿付必须有所约束,对遗产债务清偿制度予以科学的设计.     

浅析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这使得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大大缩小,被继承人的遗产往往因为没有法定继承人而成为无人继承的遗产,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况大量涌现。为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扩大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势在必行。     

用哲学论述中国文化经验——以“器”、“惑”两范畴为例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矛盾论》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矛盾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著作。它所阐发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最正确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但是,《矛盾论》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不但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在中国具体化了,使它的各个原理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多方面的矛盾运动,而且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科学地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本文准备就矛盾转化问题,考察一下《矛盾论》是怎样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