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到沧桑句便工——关于“好艺术”的一种解读

现代艺术哲学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实质是以"好艺术"为前提的.因而对优秀艺术品质的理解,仍然是后现代艺术哲学难以超越的基本命题.虽然理论无法得出一种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文本解读,仍能为批评留下诠释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并不是思想观念的结晶,而是经验生活的沉淀.认识这点对于今天的艺术文化建设不无意义.     

反对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的出路

现代西方美学把反对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因此而形成了两大思想传统直观主义和解释学。直观主义试图通过消除审美主体的各种先入之见来克服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解释学则把主体的先入之见作为审美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认为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可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后现代美学对于现代美学的上述努力采取了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语言的固有特征导致西方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形而上学。但超越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抛弃形而上学的意义理论,不再把合乎逻辑作为判断语言和思想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和艺术语言本身就具有超越形而上学的潜能。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

按现有的学科分野,罗根泽的学术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关于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关系,罗根泽的表述多有变化,但放长视线看,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罗根泽文学史研究的成绩,不及诸子学与批评史,但其著述有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宏大的界说与体例,体现了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而"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考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则是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     

“网生文学批评”的话语权生成及其功能承载

互联网原生文学批评长期被学术界、批评界视作"不入流的事物"而选择性忽略,难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但这种"网生文学批评"作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中间取向"却是互联网世界的主流批评,最能代表网民的主观好恶、审美趣味与价值倾向。它以技术赋权带动文学批评主体转换,以脱冕言说替代传统批评的严肃论述,以网络审判重塑在线批评价值标准,在颠覆中分享了批评话语权。这种"人民的"、大众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促进了草根批评与精英批评间的竞争互动,推动了小众性、个性化批评的兴起与多元化审美取向的共生发展。网生文学批评彰显了文学批评的真我立场、间性对话与锐利表达,促使文学批评向形而下评说、重经验判断、审美体验优先的方向转变。重建网络时代的批评秩序,应引导网生"新民间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不断走向规范化、健康化。     

先秦儒家哲学中"德"的基本内涵阐释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传统的宗教观、天道观紧密相连,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性格的发育有着深厚的影响。在先秦儒家哲学中,“德”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为德以治国,孝以事亲,尽性以修身,凸显出重整体和谐、重现世践履、重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道的超越问题

哲学在人生论上是寻求人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寻求人生在世的意义何在？东西方哲学皆然。“只不过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①这种分类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各自特点。但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儒道两家,真正能称得上内在超越的应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在主干精神上道家更偏向一种外在超越。本文拟对此作以下讨论。一、什么是超越？什么是内在超越？什么是外在超越？１、关于超越人是生而“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无法超越这个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前提,“‘在之中’是…     

近代科学世界与主客体辩证法的兴起

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虽然是国内哲学论述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大多只是将科学的进展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一般性的历史背景谈及,而很少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从而也就往往缺乏关于此一关系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重大意义的足够认识。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却绝非只是一种模糊的背景性关联,而是一种有着极为深刻的学理上的内在关联。本文意欲探讨的便是这一关联的一个范例:近代科学与近代主客体辩证法的内在关联。笔者试图通过探讨表明,近代哲学中的主客体辩证法正是针对近代科学世界的问题而提出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现代实践哲学要想超越这种主客体辩证法,首先便必须在理论上超越这一近代科学世界。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是21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创新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出现了后二元对立和前二元对立两种超越模式,后一种超越模式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终极构成的境域论思路。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学者过去讨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天人合一基本思路仍然属于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加以整合的后二元对立框架,尚未达到在二元对立发生之先敞开的前二元对立的境域论高度。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探讨的恰恰可能是前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的前二元对立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基本思想具有会通之处,这种会通探索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当代转换的深层帷幕。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对“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理解

作为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首先是指"人民";但是,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每一个人",即"所有的个人","每一个人"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主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历史主体上坚持"人民"和"每个人"的辩正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