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寸金莲”到“女性整容”——谈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千百年来，社会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是在封闭的传统社会，还是在开放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国女性始终处于男权压力之下。这种压力不断强化女性的“附庸”角色，致使女性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承受不同形式的摧残，更有甚者使女性“乐于其中”。文章将以传统社会中的“裹小脚”以及现代社会中“女性整容”为例，试图用人类学比较分析的方法解读上述两种社会文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女性人类学这门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兴起的新兴学科的研究意义，进一步推进女性对于自身存在及其存在意义的思考。     

“姑娘”考

“姑娘”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指称年轻的未婚女性，但就单字来说，“姑”指姑母，“娘”指母亲。这样两个表示年长妇女的亲属称谓词，组合为复音词后却用来指称年轻女性，这种词义反转的过程及原因值得考察。文章从历时角度探讨了“姑”、“娘”单字及“姑娘”的词义演变过程。从姑娘表示父亲的姊妹、丈夫的姊妹和指年轻女性等3个义项多对应的词义结构分析来看，人们对词义结构的理解以及对单字意义的选择，对词义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年龄一过三十五 男女性欲倒过来

年轻男性往往抱怨女性被动、冷淡、缺乏性欲；年轻女性则反过来抱怨男人性欲太强、不懂温柔。但在35岁以上的年龄组里，情况却颠倒过来：常常是女人抱怨男人缺乏性欲，过于冷淡；而男人们却心惊胆战地谈论着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虽然中国还缺乏足以佐证的统计数据，但根据经验研究，这种中年之际的常见现象可总结为“男女三个性互变”。     

女性主义迷宫的镜像突围——浅论徐坤的女性写作

徐坤是一位颇有个性的新锐女作家。她以颠覆男权中心的勇猛和审视女性内心世界的睿智创作出了一大批“铿锵力作”；同时，又不乏在大众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深切地体察职业女性种种际遇的“温情佳作”，充分表达出了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理性沉思和人文关怀。然而，纵观徐坤带有“突围式”的女性写作，却不见对乡村女性的关注，实为遗憾。     

岩石夫人与风信子女郎--论<荒原>女性形象与西方文化传统之关系

西方文化传统对女性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定位是将女性之精神性宏扬为拯救文明的“天使”,同时将她的肉体性贬低为导致文明堕落的“魔鬼”。英国诗人艾略特借用这一传统中的典型意象符码 ,在长诗《荒原》中构建“岩石夫人”与“风信子女郎”两组女性人物 ,表达“天使”理想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由此造成的精神贫瘠、“荒原”般的生存状态。艾略特对传统的借鉴是由诗人的创作观、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三方面决定的     

从“认异”到“认同”：萧红对哈尔滨“俄罗斯元素”的书写

萧红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更多依赖女性的视角，前期是作为俄罗斯元素（等于地方性现代元素）不成功地展开客体的女性，后期则是作为现代主体的女性，同时也逐渐激活了阶级分析的维度，从而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笔下俄罗斯元素的“认异”到“认同”。不论是“认异”还是“认同”，对于萧红和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俄罗斯化的都市哈尔滨，正是他们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生命的起点；他们的那种因为直接对抗日本的统治而产生的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被塑造、表达和传递时，却往往要借助东北一地的地方风景；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更期待于他们的关东乡土，还是他们自己魂牵梦绕的都市哈尔滨，都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资源。     

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历程及史观演变

中国女性传统发生深刘变化与中国文明进程中的“西潮”、“西语”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女性传统渐次变化的结果,百年进程中的女性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五四”前后、“三四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十年”五个阶段,女性文学史现也从男性史家的男女平权观、女性才德现,逐渐过渡为女性史家强调现代人文精神与女性主体意识.在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与反省中,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史书写承前启后,逐渐淡化性别批判强度,转向对女性情感书写策略和自我存在意识的探讨.在中国文明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女性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走向细密化与纵深化,文学史家所期待的既注重性别平等、也注重性别差异与和谐的性别诗学建构将成为可能.     

“五四”新女性自我意识张扬与萎缩的心路历程

本文从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恋自由，追求经济独立，确定社会主体地位方面探索“五四”新女性在五四思想文化背景中从觉醒到反抗到无路可走的心路历程，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反思与探索，以期揭示女性意识的彰显和遮蔽，再现“五四”背景中女性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样板戏”女性本体意识的缺失

“男女都一样”作为强大的时代话语,对女性进行了男性化、无性化的强塑,结果使“样板戏”中的女英雄都“雄化”了,“非家庭化”、女性单亲化在“样板戏”中是普遍现象,女性的主体意识严重缺失,女性话语在“样板戏”中消亡,呈现为“男性化”“无性化”。     

从“基督的流亡”到“女人的失语”——评奥康纳《背井离乡的人》

美国南方天主教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对西方传统神学进行了独特的透视。在她的著名短篇《背井离乡的人》中,奥康纳的神学观得到了集中的彰显。奥康纳通过这部作品表明,推翻了上帝的权威之后,部分女性主义神学家将女性的解放寄托在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身上的观点同样是行不通的,传统的基督已经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对传统基督的依赖只能是女性主体性的再次丧失,导致＂女人的失语＂,进而导致＂女人之死＂。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问题的终结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是人们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只存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由于这种强加给马克思的理论被不少人认可，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应当还马克思理论的本来面目，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探寻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从三个角度论述了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的意义表明了社会对于特定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规模及其包含的价值量的实现量．     

世界文学视野的虹影小说及其中国经验

虹影是一位颇受争议的旅英女作家，她从在国内的写诗到国外的写小说，一步步走入世界性作家的行列。从她写诗到写小说的蜕变、不同历史文化与时空的交融体验、“海上花三部曲”的杂语性与历史隐喻等三方面．可以展示出虹影小说的中国经验是如何与“世界文学”紧密相连的。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语言性“大地”

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大地”，之所以成为语言性的“大地”，主要是凭借于语言自身的道说，作为道说的语言开辟道路而成道，然而自身却隐蔽不显，语言开辟道路并呼唤出四方世界。作为四方整体之纯一性的大地与其它三方相互归属、相互游戏。本质的语言即“道说”就是家园，家园作为“道说”聚集着天地人神四方，并且此四方整体的镜子的游戏使人诗意地居住在语言作为家园之中成为可能。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