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职业的双重时间：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生命历程研究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与“职业时间（性）”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的角色选择——关于“妇女回家”现象的思考

现代女性普遍兼顾职业妇女和家庭妇女两种性别角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女性为摆脱双重角色的压力,倾向于放弃职业角色,选择“回家”。这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但也有一种声音主张通过政策引导妇女“回家”,这是男性社会的一种怀旧情结。这两种性质的态度都反映出,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协调发展是女性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反思

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华田园女权”是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近年来在中国本土兴起的偏激盲目的追求女性特权现象，其权责失衡的价值观、非理性的家庭观和二元对立的性别平等观严重制约着女性的健康发展，也阻碍着社会的和谐进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才能认清“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本质和危害。当前，需要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加强性别平等观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中华田园女权”现象的不良影响，为推动新时代女性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顺从中的反抗彷徨中的自醒——“勇兰”、“琳达”形象与华裔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当代华裔女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颇多，也颇为成功。文章结合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勇兰”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琳达”两位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蕴含的对于女性社会性别重新阐释的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性格刻板印象，建构了融合男性特质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属于华裔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和主体地位。     

“社会性别、民族与社区发展”研讨会综述

2001年6月11日至13日，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海外中华妇女学会、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小组联合发起的“社会性别、民族与社区发展”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与会者就性别理论在西方和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中国西部各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现状、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发挥妇女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一)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性别研究云南省社科院的和钟华认为，8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改革的普遍开展，女性自我意识空前提高，妇女问题在主流社会日益突出，直接引发了妇女研究异军突起，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妇女问题研究领域，已从初期的婚…     

支持与束缚：传统社会网络与地下“性产业”中的女性——以《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为例

本文以《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最终考察》为例，从传统社会网络的角度，考察了进入地下“性产业”中的女性。结果发现：（1）对于进入地下“性产业”中的女性而言，先离开家乡从事其他行业再进入地下“性产业”是通常的模式。（2）无论是离开家乡还是进入地下“性产业”，其领路人都是熟人。（3）为避免原有社会网络对其形成的压力，已进入地下“性产业”中的女性会尽量不让“自家人”知道自己在从事地下“性产业”。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几部著名明清说部的妇女观

几部著名明清说部的妇女观龚维英众所周知，妇女解放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尺度。故而马克思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恩全集》卷３２，第...     

“Not Poor,Just Broke”中Mamma形象初探

在美国黑人作家DickGregory笔下，Momma（妈妈）是一位乐观豁达，勤劳善良，忍辱负重，坚毅独立的黑人妇女。这样一位女性形象，是在美国黑人妇女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现代形象，与美国文学中传统的黑人女性形象截然不同。要分析Momma这一人物形象，首先要了解美国文学史上的黑人女性形象。传统的美国黑人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黑保姆”形象，第二种是“黑情妇”形象，第三种是混血儿形象。“黑保姆”形象是南方白人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黑人妇女形象。“黑保姆”往往皮肤黝黑，体态臃肿，虔诚忠实勤劳．是坚忍与毅力的化身。她们…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     

“操守完美”的殉道者——民初言情小说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比较

出现在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柔弱善良、谦卑忍让的贤女良妇,她们背负着沉重的礼教重荷,与晚明戏曲小说、“五四”爱情文学中的女性相比,她们缺乏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叛逆精神,既无勇气维护个人的权力,更无力量去和命运搏斗。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从古老的封闭的宗法制社会转向近代开放的社会,所正在经历的困惑与痛苦。     

“语素”说、“词素”说理由评析——兼论汉语语素的分类

对于汉语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有人主张叫“词素”，有人主张叫“语素”，各有各的理由；其中持后一种主张者有日渐增多之趋势。其实，这不仅仅是个术语选择的问题，而是同时交织着人们对汉语最小音义结合体本身范围、功能认识之分歧。本文对“语素”说、“词素”说诸理由详加评论，并提出了在清楚区分不同功能、种类的音义结合体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选用不同术语之主张，即：语素＝构词语素（词素）＋构形语素（形素）。     

周恩来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与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

为了实现台湾与祖国统一，周恩来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其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为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为反对美国对台湾岛的控制和打击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提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即用战争方式武力解放台湾）。1953年朝鲜停战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海峡两岸从原来严重的军事对抗转向冷战对峙状态，周恩来抓住时机，开始考虑在不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前提…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真实与想象 ——中国古代易装文化的嬗变与文学表现

20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易装文化都以女扮男装为主流，中国古代易装文化非常丰富，又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历史上的妇女易装个案与战争、民族融合及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至明清时代，添加了反叛礼教和市民文化的色彩，又有遗民、边缘文人“女性化”心态的作用，加上文学上闺秀传统及才女“文人化”的形成，文学易装题材的创作达到高峰，尤以女作家所创作的叙事作品表现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而显得意义深远。     

“穿耳”的演变与中国传统女性地位的变迁

在我国，“穿耳”从产生伊始到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束，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人们对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会中盛行的程度，都经历过了数度演变。这些演变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尤其是礼教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礼教——婚姻悲剧之源

在中国古代 ,广大妇女在婚姻中一直处于任人宰割屈从受辱的地位 ,成为婚姻悲剧的主角。而封建礼教乃是制造婚姻悲剧的根源 ,是扼杀自由婚姻的一把软刀子。先秦时期是礼教和儒学产生与形成的时期 ,礼教已开始了对男女婚姻的干预。儒家的妇女观、婚姻观成为礼教干预和钳制妇女婚姻最直接的思想武器。而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则表现为儒学礼教对婚姻干预的逐渐强化。为了从思想上让妇女自觉成为婚姻的奴隶和男人的附庸 ,秦汉时期统治阶级开始大力提倡妇女要有贞操观念。但封建礼教真正以“贞节”杀人、对女性在婚姻上的极端束缚是在理学产生的宋代以后。而批判宋明理学 ,主张婚姻自由则成为宋代以后叙事文学的主题。     

以“现代女性意识”解读“让女人回家”

“让女人回家”原本是经济学家为缓解劳动力过剩提出的一个观点，却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特别是女大学生们，为何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文明、开放的今天，在妇女为自身的解放奋斗了近百年后，却又出现这种文明“倒退”的现象呢？究其因有三：一、传统性别意识仍然桎梏着人们的思想；二、相对于男性，女性的性格特点，更适宜于家庭；三、女性，正在双重压力的夹缝中背负重荷前行。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