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李清照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章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目的论角度出发，通过对《李清照词》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英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文章旨在探究目的论对于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的指导作用：由于译作目的不同，两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目的论视阈下的《萨迦格言》英译研究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下的有目的和有意图的行为,因而任何译作都会受到译者翻译目的的影响。翻译目的论的理论对研究萨班·贡嘎坚赞的《萨迦格言》的两个英译本有适用性,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两个译本出现了诸多差异。将译本置于翻译目的论的视阈之下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优劣,不是单纯以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来判断,而应该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着眼译文在译语情境中的预期功能和译者对文化传播的所做的贡献。     

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但很少有人用它来解释儿童文学翻译.通过这个新视角对儿童文学翻译作尝试性研究,指出接受美学可以用于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翻译美学视角赏析《短歌行》的英译

以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短歌行》的罗慕士和泰勒两个英译本为例，尝试结合翻译美学理论，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角度对两译本进行评析，旨在揭示“三美”理论对古典诗歌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儿童本位观论儿童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的选择关乎着译作对儿童的影响,也关系到儿童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态度。正确的策略选择会促进翻译实践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源源不断地为儿童提供好的作品和阅读体验,增强未来一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在引介外国优秀儿童作品的时候,唯有基于儿童本位观选择翻译策略,注重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融审美性与娱乐性为一体,才能让儿童在轻松愉悦中获得较好的阅读体验,从而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和培养创造力。     

翻译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标志着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静态的语言学分类,其中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应当视译文目的而定,即译文的预期目的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该理论对广告的翻译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为我们探讨其翻译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在此对目的论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深入地阐述了目的论对广告翻译的指导意义,更加突出了译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掌握运用广告翻译的方法和法则。     

从叙事视角和视域融合看儿童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翻译

从叙事学出发,以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探讨叙事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中景色描写的翻译的影响,由此证明,儿童文学翻译结果只有遵从叙事视角理论,并与儿童视域的融合才是最有效的翻译.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红楼梦》节选部分“黛玉吐真情”的两个译本为例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为目的。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翻译的策略受到翻译目的的影响。从翻译目的论出发,对比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红楼梦》,探讨翻译目的对他们翻译策略的影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比较译本优劣不能单纯以译本是直译还是意译来进行,而要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译者在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时,要着眼于译者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及他们各自对文化交流所做的创造性贡献。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留学时期,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均有儿童文学翻译力作推出.鲁迅在对象选择与翻译风格上别具一格,这不仅缘自其内心的共鸣与艺术个性,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潮声,甚而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主题与题材方面,五四时期侧重个性与博爱、童心童趣、人与自然的和谐,30年代则偏重社会关怀;从话语语调的选择,到插图的配置,均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其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建、乃至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自身的创作亦不无影响,诸如文体形式的借鉴、题材的选择与艺术构思,童话作家与童话意象进入作品,自然描写、儿童描写、动物描写的展开,等等.     

从翻译伦理看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

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热持续不断,其重译本也层出不穷.然而,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之作.本文认为,译者在重译儿童文学名著时,应遵从翻译伦理,遵守重译时的“贴近原作者、爱护读者、尊重原译者”的三个原则,并汲取“筛选积淀重译论”的合理理论内涵,在旧译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完成“借鉴—超越”的重译过程.     

从“盗火”到“理水”——《新青年》文学翻译浅探

五四时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入。《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和号角，自然承担起了翻译的重任。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的文学翻译不容忽视。《新青年》共翻译了40多位外国作家的100多篇文学作品，其中以屠格涅夫、泰戈尔、莫泊桑、王尔德和易卜生等作家的作品居多。从对源语作者定量分析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会发现《新青年》当时的翻译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但这在当时却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     

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飘》汉译本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建立在人本身作为行动主体的双重性基础上。分析《飘》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汉译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双重身份对译文的重要影响,由此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对不同译本的差异做出客观的动态的评价。     

“信达雅”标准下《谈读书》两种译本的解读

文章在“信达雅”翻译标准视角下，对培根散文《谈读书》的两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赏。分析译者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体现老一辈翻译家精湛的翻译技艺和严谨的翻译态度，从而进一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注释：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策略——从注释看《格列佛游记》三译本：是讽刺经典，还是通俗读物？

依据夏廷德的翻译补偿原则，对讽刺经典《格列佛游记》的三译本注释进行了多维度的对比分析，肯定了译者在帮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知识方面的作用，但是译者在实施注释补偿时，有时不能体现重点，前后矛盾；有时甚至会背弃著者的意向和翻译目的，无法再现原著效果。如果缺少准确规范的翻译注释，文学经典的译本可能被降格为通俗读物。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文学翻译中的“理解”与“过度理解”——以《洛丽塔》两中译本为例

翻译始于理解而落实于表达。理解的＂准确性＂是产生正确译本的前提,而把握理解的＂度＂则能保证译作是否能够＂恰到好处＂。究竟何为＂过度理解＂？如何规避＂过度理解＂？透析《洛丽塔》两部最具典型意义的中译本：黄建人1989年译本和主万2005年译本中存在的＂过度理解＂实例,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阐释与叙事艺术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遵循以“性灵为主体”,“以儿童精神生命成长为叙事原则”的影像阐释与叙事美学原则。以朴真唯美、充满童真童趣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在叙事中要以儿童意识为本位,以儿童的审美需要为旨归,以此实现视觉镜像与文字传达的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     

“韬光养晦”的认知与翻译

＂韬光养晦＂这一成语由于其特殊的外交含义,引起了众多学者和研究者的争论。作者归纳整理各家争论的焦点,并从认知角度对＂韬光养晦＂的翻译作出分析,借鉴纽马克的＂意义＂理论,深入探讨了从不同＂意义＂出发,译者可能提出的译本,并提出自己的译法。     

《孟子》杜百胜译本研究

在现有的54种《孟子》英译本中,杜百胜译本是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杜百胜译本在凸显思想主题的编排方式上、在修辞和雄辩的文风传达上以及核心术语的处理上都有独到之处.在国内外的评论中,要克服一种职业批评的垄断倾向,更要防范“变译”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