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人本主义的对话型和解

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刑事和解实践,以恢复性正义为理论基础,对话、商谈而非纠纷解决模式是刑事和解区别于传统和解制度的重要程序特征;实体上,强调以责任、恢复与回归作为其基本内容,关注对被害人心理损害的修复。近年来我国一些司法机关对恢复性司法进行的探索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恢复性正义实践,因此,准确领会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程序特征和实体内容,对我国当下急速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进行冷思考,对避免将刑事和解庸俗化,甚至变为一种功利的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基础介评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西方刑事和解理论的探索和借鉴能够促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平衡理论、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不能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充分理由。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观点之上,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核心理论。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刑事司法模式,有着超越传统刑事司法的价值蕴含.公正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首要价值,并区别于传统刑事司法的同质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对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积极回应,效率是这一制度的显著价值.刑事和解着眼于通过会商共同寻求解决刑事纠纷的方案,民主成为这一制度的独特价值.刑事和解致力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和谐是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动实践,使其内在价值得到了初步实现.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从实质上达至公平正义,有助于从整体上节约司法资源,有助于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有助于终局性地解决刑事纠纷.     

构建西藏化解刑事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刑事和解制度的变通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背景下,西藏地区刑事纠纷——作为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新动态、新规律.而传统的用藏族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国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可回避的冲突和矛盾.将国家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西藏刑事司法中,规范和引导藏族习惯法中“民间调解、经济赔偿解决刑事纠纷”的做法,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减少社会对抗,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建设有重大意义.     

刑事解纷方式的历史轮回——以“刑事和解”为观察脉络

在前国家时期,和解构成了刑事纠纷解决的权威机制;而在国家公共权威巩固之后,诉讼机制取代了和解,成为主流的刑事解纷机制,和解只能潜藏和活动于诉讼体制的边缘.到了当代,在"恢复性正义"的呼唤下,和解又经历了强劲的复兴,重新回到了刑事解纷的中心舞台.和解与诉讼的此种交错沉浮,很可能源于三组力量的复杂互动:公力与私力、国家与被害人、惩罚与赔偿.它们分别代表的乃是刑事解纷模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推动力量、核心主体和基本目标.这三个要素的定位,将会从整体上决定解纷模式的基本面貌.     

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经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有着传统文化、刑事政策、人本主义和现代法治等基础。在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隐忧的基础上．全面考虑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对象与范围、适用条件、专门的机构、特别程序以及法律监督等模式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案件解决方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和解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在刑事和解中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不仅具有效率价值和安全价值,而且还会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在刑事和解中,通过个案正义及多元化方式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并以此来平衡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随着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产生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机制被引入了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作为一种全新的舶来制度,其价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客观、全面、辨证地认识这一制度,才能趋利弊害,构建我国本土色彩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交通肇事案件与刑事和解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取向。近几年提倡的刑事和解制度当然也不例外。通认为,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是由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组成,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核心。刑事和解制度顺应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然而,这项制度也是存在价值冲突的。本文试对交通肇事案件中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国家属性,解决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刑事和解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没有有效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设计初衷。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加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参与权,这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回到恢复性司法的轨道上。但是,不能过度强调被害人意愿,刑事和解的进行应坚持国家主导。对此,应实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有限回归,以刑事实体处分权作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界限,以法益作为确定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标准,进而设定刑事和解合理的适用范围。     

我国刑事和解适用制度的可借性与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刑事法制度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当前缺乏统一规范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考虑刑事和解功能的实现,并结合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国情以及操作的可行性等因素,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新的刑事理念,构建我国刑事和解适用制度.     

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探析

在部分交通肇事案件中,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显得颇为尴尬,刑事和解制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正义之窗。本文通过对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因及风险进行分析和辩驳,寻求检察机关如何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进行制度构建等方面的最佳途径。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进一步完善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于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犯罪预防效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立法对刑事和解仍采用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立法规定仍过于原则,有些问题仍有待于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司法妥协的正义与困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制度创新中尝试突破传统的刑事司法规则的硬性约束,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之外,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和正义的妥协.以诉讼中的利益各方的适当让步为特征的妥协正义是刑事司法领域无奈而又务实的选择.实现妥协正义在我国目前尚面临着宪法规定、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难,而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正义的实现需要引入刑事契约的理念并完善刑事协商程序.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之比照分析

西方现代刑事和解制度将犯罪行为看作是对个人权益的侵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被害人、犯罪人和社会利益的人文关照。中国传统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学"思想,追求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维系的是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改革之道。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及完善

在西方发达国家,刑事和解制度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恢复、加害人回归社会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机制。刑事和解以恢复正义为核心,在刑事案件中力图达到多元价值的平衡。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刑事和解理论体系,这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国部分基层司法机关就刑事和解进行了初步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如何借鉴西方法制理论,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应有功能,是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关于以契约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以国家公诉为主。但是，近年来人权保护和程序正当化思想的普及、被害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快速增长的犯罪率，使我国的国家公诉制度受到严峻考验。笔者设想将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这两种刑事协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由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和被害人共同参加的完整的刑事协商，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以期通过这两项制度的结合来克服他们分别的问题，通过契约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全面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