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基础介评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西方刑事和解理论的探索和借鉴能够促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平衡理论、叙说理论、恢复正义理论是西方刑事和解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不能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充分理由。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观点之上,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核心理论。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刑事和解制度解读与构建

恢复正义与报应正义、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刑事纠纷的传统公力解决与刑事和解私力解决之间的矛盾,在刑事和解制度和传统的刑事诉讼之间有所体现.但是,我国深厚的"和舍"文化根基、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有效解决刑事纠纷的司法实践,都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的法理基础.在构建上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并规定严密的程序,目的都在于防范刑事和解制度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     

交通肇事案件与刑事和解制度

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取向。近几年提倡的刑事和解制度当然也不例外。通认为,刑事和解理论基础是由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组成,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核心。刑事和解制度顺应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然而,这项制度也是存在价值冲突的。本文试对交通肇事案件中刑事和解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刑事和解的概念探析

对刑事和解概念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认识不同,对我国现行刑事和解实践的定位不同,刑事和解的字面含义与惯常理解的差别.定义刑事和解应当顺应国际社会恢复性司法运动的潮流,符合我国国情,遵循刑事和解约定俗成的含义.应对刑事和解的概念予以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刑事和解概念应等同于恢复性司法.狭义的刑事和解应当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界定.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改造之检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思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改造范例,其在司法改革中必然呈现本土化个性特点,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性质、改革动因、和解程序以及处结方式等方面异质性的论证,以检省我国刑事和解的利弊得失,推进司法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     

论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适用之可行性

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之一,为农村地区适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农村地区对刑事和解程序适用有丰厚土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和为贵"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契合、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是刑事和解在农村地区适用的政策和理论基础。     

宽严相济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建立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通过对中西方刑事和解的比较,分析我国宽严相济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特征、内容和分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减少羁押、节省诉讼资源、实现恢复性正义.但在实际运行中,刑事和解也引发了人们对和解滥用和暗箱操作的担心.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和配套措施的缺失成为突出的问题.从困境中突围的思路是树立刑事契约观念并引入诚信原则,同时从立法层面规范和解程序,并建立司法转处等配套措施.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参与权的合理实现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国家属性,解决的是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刑事和解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没有有效反映出恢复性司法的设计初衷。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加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参与权,这需要刑事和解制度回到恢复性司法的轨道上。但是,不能过度强调被害人意愿,刑事和解的进行应坚持国家主导。对此,应实行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有限回归,以刑事实体处分权作为被害人参与刑事和解的合理界限,以法益作为确定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标准,进而设定刑事和解合理的适用范围。     

加强人民调解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法规赋予其明确的法律地位,社会实践使它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本文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入手,从夯实基础、创新方法、建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对策建议。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少年暂缓起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行政诉讼中设立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目前行政诉讼大量存在调解或变相调解之后结案的情况,这与《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权不得处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形成矛盾和冲突。考虑到法的价值和行政诉讼之目的,结合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调解的情况,根据均衡和制衡的原则,应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以合法、自愿和有限为原则,对行政诉讼调解进行规制。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从西方制度现代化进程谈社会正义内涵

社会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谈论的热门话题。“正义”一词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语境中产生，纵观现代以来西方社会正义理论的嬗变，可以透视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正义。西方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社会正义理念具有普适性，但需要新的哲学论证基础。东亚诸国的强盛说明，从东西方文明契合的方式下谈社会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罗尔斯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适用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可适用性一直广受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国际层面适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即“国际社会”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国际法的发展已证明一个不甚成熟但长足发展的“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即国际层面已初步具备适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而且,晚近全球化的发展也显示这种适用的必要性。不过,在具体的适用中,对合理的“适用模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必要的。     

和谐社会下法院调解之发展探析

法院调解的变革一向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应从明确法院调解的应有地位,厘清法院调解和法院审判的关系,贯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和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等四个方面对法院调解的发展予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