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非科学"、"反科学"与"伪科学"辨析

近年,学术界和社会上开展了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揭露批判,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伴随着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揭露批判,也有人将"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和"反科学"加以抨击和排斥,这就是"将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绝非将科学之外的事物一概加以抨击和排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必要.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从"一分为二"到"一分为四"

邵雍是北宋新儒家的代表,他和其他新儒家代表不同的是他别开生面地创立了先天象数学,以"一分为二"为基础,而以"一分为四"为核心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周易》思维方法的一次空前的继承和发展。     

"支那"为"齐"考述

关于支那名称的起源,许多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都曾作过考证.有认为支那为西汉时的日南郡;也有认为是古滇国;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支那为秦一说.前两种观点是以中印交通线上的中转站为考察点提出的,后一说则是从国家的声威和影响出发来考虑的,他们共同的缺陷是忽视了支那与丝产地的关系.通过对先秦时代中国重要的丝产地--齐国的丝织业及海外交通的考察,支那一词当指齐,而非秦.     

"新闻暗访"与"侵权行为"

“新闻暗访”是指记者不公开自己的身份隐蔽搜集信息的采访方式,多用于批评揭露性的报道。用得恰到好处,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年来,因暗访而成为“侵权行为”者的新闻单位和记者接连不断。在我国还没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和记者既要实施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又要有效地规避新闻官司而进行自我保护,已经成为新闻界不得不面对和研究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认同"到"承认"

"认同"概念主要可以追溯到三个来源:美国心理学传统的"认同"研究,符号互动论,以及欧陆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理论.虽然它影响广泛,却存在原子主义、分裂主义等问题.承认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其的修正.在当代,承认理论的代表是霍耐特,他区分了三种承认的政治,把理论来源上溯到黑格尔的"承认"概念.与"认同"概念不同,承认理论把目标直接指向共同体的团结,并把团结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克服了"认同"概念的上述问题.     

释"召"、"招"

本文通过考察甲骨文、金文以及古今汉语文献资料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考释了“召”、“招”本为一字 ,并论证爬梳了“召、招”的本义及其引申发展的词义系统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典型"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它往往依托于"人物"和"形象"而言说自身,与"新的人物"、"(新)英雄人物"及"中间人物"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典型"内涵的不断改写,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也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发展"与"发展观"反思

本文对以往发展观念的产生和递嬗做了简要的逻辑梳理,试图揭示发展问题的本质及过去被人们所忽略的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并以此为参照系反思和剖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前景.本文认为,经过对各种发展战略的比较和选择之后,我们不应再沉溺干以往过度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思想状态,而应以更理性、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具体地分析和看待它们.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