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刑事被害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本应获得罪犯的赔偿,以维持其基本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往往得不到合理及时的赔偿。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应该尽快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国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实践上,以及公民法律素养等方面均为建立此项制度提供了条件。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立法方面,应确立补偿对象和条件、补偿的范围和资金来源以及补偿的机构。     

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想

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一、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能够坚定人们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被害人规定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从程序上提高了刑事被害人的地位①,并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一定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     

刍议刑事被害人之国家补偿制度

有损害就应该有赔偿,笔者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内涵进行剖析,对建立该制度的理论依据进行论证,同时说明我国建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就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框架进行探讨,试图为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参考.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及价值分析

当犯罪者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时,许多国家采取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即由国家出资补偿被害人,以帮助被害人摆脱犯罪给其造成的悲惨境况。被害人因受犯罪行为侵害所遭受损失的及时有效弥补事关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和诉讼的公正问题,备受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及时准确地追究惩罚犯罪,有利于公民法治理念的培养,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法文化视角的对照与分析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的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下的无讼价值追求,维系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犯罪人、被害人的人文关照,强调犯罪是对被害者个人权益的侵害,对被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成为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就二者比较而言,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当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从犯罪人那里得不到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国际条约和国外有关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规定,理论依据及其评价,刑事诉讼价值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步构想。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在二战以后广泛被新西兰和欧美等发达国家采纳的。而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有效的实现。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更是司法文明和司法和谐的体现和要求。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社会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有多种模式。罪犯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传统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模式,但这种模式很难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于是,学界另辟蹊径,提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赔偿模式,该模式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大有裨益。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应急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应推行社会保障模式,使得刑事被害人获得可持续性的救济。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对受到不法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一种国家救济制度,目的是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受到不法侵害后能够获得一定补偿的社会福利。它可使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得到完美平衡,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对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分析,笔者从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对象与种类、补偿条件、补偿的具体程序和补偿金来源及例外情况等角度,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想。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人文本质论析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被害人蜕化为国家惩罚犯罪的工具,其自身所受侵害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和恢复。这与现代法律制度所普遍赋有的人文主义本质显然相悖。当代各国给予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行动标示着被害人保护领域人文精神的复归。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淀的物质财富和人文精神为构建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刑事和解理论及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趋于成熟。“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其理论基石。该制度对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还有刑事政策基础及司法实践基础。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的。     

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论我国廉价政府构建的理论渊源、难题与着力点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建立廉价政府做了精辟和深刻的论述,即廉价政府是民主、自治、低薪和精简的政府,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廉价政府的主要理论渊源。当前我国在打造廉洁政府面临着行政机构多、人员庞杂臃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特权者的潜在威胁,体制内外监督作用的乏力等难题,应着力推动公务员财产公示、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树立有限政府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民监督,发挥社会组织自治作用。此外,构建廉价政府需处理好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要有自觉意识、自我纠错能力。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2013年上半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雏形在我国已基本显现。保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于对受害人的赔偿、分担政府管理压力、分散企业风险、增强企业环境管理能力。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