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阶段论——兼释八二宪法第3修正案之"奋斗条款"

一、引言 宪政乃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就,其本身亦有内在的发展之阶段.对此,晚清以来的诸多宪政论者,均有明确认识,并为今日中国宪政之发展留有诸多启发性见解和历史性经验.晚清立宪之所以有"预备"之说,实际上就是"宪政阶段论"的最早实践,即将立宪分为"预备立宪"与"正式立宪"两个阶段.可以说,晚清立宪的所有纷争都是围绕着"中国立宪是否需要预备阶段"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的,现实主义者坚持宪政阶段论,主张中国立宪必须有一个预备阶段,而理想主义者则反对立宪阶段论,主张"即刻"宪政.     

中国宪法学说研究中的中国面向

一、法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宪法学说 在宪法学的研究中,宪法学说是一个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一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纵观西方宪政发达国家,在其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深邃的宪政理论背后,无不以其发达而又绚烂缤纷的宪法学说为理念基础:如美国制宪初期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学说之争,德国公法研究学中拉邦德的国体宪法学、耶利内克的实证主义国法学以及施密特的政治宪法学之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这些学说,观点迥异但又自证其成,为本国宪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也为本国宪政实践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     

近代中国立宪的契约性流失

谈判与协商、宪法至上、和平化与司法化,同构了宪政的契约性。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过程中,却表现出了宪政契约性的严重流失,从而导致了宪法的虚文性。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20世纪前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宪政要素分析

“20世纪之前俄罗斯历史上是否存在作为宪政要素的宪法思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宪法现象”的宪政制度的确立,依赖于作为“前宪法现象”的宪法要素的存在及其整合。本文考察和分析了俄罗斯村社制度、俄罗斯启蒙以后的改革和立宪主义思想、沙俄时代的会议制度中的宪政要素和宪政思想,进而指出,就是这些宪政要素和宪政思想决定了俄罗斯宪政发展道路的曲折性和独特性。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论清末立宪思潮

清末立宪思潮是２０ 世纪初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关于立宪，清末思想界作了多方探讨， 其中包括宪政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宪政诸要素的基本内涵、实行宪政的程序步骤等等。清末立宪思潮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道路上的一次跨越；它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进程     

试论宪政制度的确立及在中国的有效实施

依法治国首先依宪治国。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则是宪法的实施。发达国家在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运行体制同时 ,在积极构架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宪政的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同样需要依宪法治国 ,实施宪法 ,使宪法转化民主的宪政 ,达到规范国家权力 ,保障人权 ,推动市场经济向前发展的目的。     

欧盟立宪进程中的地方自治与中国地方制度的演进

<欧盟宪法>草案初步完成了欧盟超国家的权力构架的法定化,并对处理欧盟、成员国、地区和地方四级宪政构架的关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欧盟立宪必然影响到欧盟内部地方自治制度的安排.目前的中国正在实现宪政转轨,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自治应当是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透过对于欧盟宪政中的地方自治及其制度性框架的描述和分析,探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原则和路径.     

中国宪法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宪法文本寄托了立宪者对于本国国家形象的自我期许与自我想象,是对于本国国家形象的最权威、最正式的表达。百年中国宪法文本的变迁,折射出百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宪法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功能,应当引起政治家和宪法学理论界的重视。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人权保障与我国宪政的世纪走向

对人权的珍重和保障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性选择 ,也是近代以来各国立宪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 ,更是各国宪政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价值所在。但是 ,宪政的水平和程度一方面取决于时代精神的感召 ;另一方面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程度。通过揭示人权与宪政的本质联系 ,总结我国宪政建设的经验教训 ,可以科学地把握我国宪政的世纪走向。     

晚清现代资本主义幻灭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清朝末年,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给中国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本应是中国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契机,但是中国却未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章通过对晚清的两次制度变迁的考察:第一次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第二次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晚清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晚清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近代中国宪法的发展轨迹

众所周知,宪法对中国而言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几十年间,宪法随着政府的更迭在中国大地上如走马灯般变换。这些宪法都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宪法的交替也反映了宪政在中国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     

20世纪中国宪政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主政治”表现形态的宪政 ,以宪法至上、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基本要素。 2 0世纪的中国宪政变迁 ,其历程艰难而曲折 ,但最终归宿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文章在对孙中山五权宪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及特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近百年中国宪政成败依据的看法 ,并认为 ,历史经验表明 :以宪政为实际体现的“以法治国” ,是 2 1世纪中国社会步入长治久安、纳入良性循环轨道的惟一正途     

小康社会的宪政发展

宪政是民主宪法的完整展开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形式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小康社会具备了宪政运行所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础性条件。改革和完善以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为内容要素的政党制度 ,优化宪法的自身构造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坚持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 ,将能有力地推进宪政的全面发展。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简评清末宪政——从宪政思想与运动维度

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形态。清末改良派和清政府分别通过变法维新和预备立宪进行了宪政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大多贬多褒少。客观地说,清末宪政运动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对其进行辨证分析,一则还历史以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的宪政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论非公有制经济对宪政的价值

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虽然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现实中的体现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我们仅从社会经济地位来认识其宪法地位,而没有从宪政的高度来认识其价值。从英国宪政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示: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近代宪法产生的基础性条件。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昭示着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其对宪政的价值是不可忽略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之于宪政的价值,是形成全社会自觉维护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及其利益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