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启蒙特征辨析——以19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为例

启蒙话语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中体现得分外鲜明.从这些"主题批评"中,可以看到以"现代化追求"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而文学批评又通过自己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特质,并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导向性作用.     

告别"崇高"之后--后新时期小说一面观

一 正如我们无法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划出一道清晰可见的分界线一样,试图将我国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作出同样的划定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不过,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继现代主义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的一种文学倾向或思潮,以后渐渐发展成一种几乎遍及全球的文化运动.后新时期文学则是指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的一种文学倾向或思潮.虽然两者的起始时间相距近20年,但它们却同时交会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交会在今天这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年代里,便必然会形成后现代主义与后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共同的倾向和特点,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东、西方文学的相互碰撞、影响和渗透.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一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从新时期文学声浪中看湖北文学的三次创作潮

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异常活跃、成绩显著的时期,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湖北文学是其重要的构成.从全国文学形势来看,新时期湖北文学总体上与全国文学同步,但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文学特色,具体表现为三次文学创作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北文学是众声和鸣,花团锦簇,领全国文学之先;而在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80年代前期和中期,湖北文学明显"失语",远远落后于全国,直到80年代末,挟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文学浪潮,后来居上;当90年代全国汹涌着长篇小说创作大潮时,湖北创作界反响寥落,直到新世纪,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湖北才出现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     

对"新写实小说"何以进入文学史的反思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现象,作为90年代文坛第一个聚焦点,它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湮没的痕迹,重要的文学史著述都没有回避对它的言说,或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P306);或将"新写实小说"的登场看作是"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现象"[2](P339).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     

从阶段特色看20世纪3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

对19世纪20年代"生育节制"运动的继承和桑格夫人的再次访华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的高潮再起,使之不仅在理论上更趋完善,也在实践上有了新的进展,呈现出注重吸收别国经验、倡导政府角色转变、强调社会协调发展、引入人口理论和迈向实践等特点.然而这种高潮背后也暗藏着许多隐忧,并为40年代的衰微埋下了伏笔.     

新时期传记文学论略

我国新时期传记文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盛,在短短20年间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科学家传记异军突起、平民传记成为世纪之交传记文学的一个亮点.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品位之高都是以往无法比拟的,这些都使新时期传记文学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新成就喜人、美学价值彰显、经济效益可观,但在发展中也存在着媚俗化、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知识分子写作":智性的思想批判

历史不该忘记诗论家徐敬亚.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凭特有的睿智和深刻觉察到"1984-198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朦胧诗的神秘山川中流出来后,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系,他们分别走向了东方和西方"①,几成新时期先锋诗歌发展的预言.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学"随"术"变的当代传统——以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为例

"'学'随'术'变"不仅是中国经学史的特点,同样也渗透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如果对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研究做一个历时性考察的话,这一特点就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胡适思想批判"的产物,紧密追随政治形势进行的鲁胡比较工作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学术界逐渐改变一味尊鲁贬胡的习惯,在逐步祛除强加在胡适身上的不实之辞的同时,也褪去鲁迅身上附着的政治釉彩.90年代以来,研究界更趋向多元化,对胡适的渐进式改良有了更多的认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变迁的大致脉络在鲁胡比较研究的课题中隐约可见.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