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追求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五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演进过程。五个文明构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给我们重要启示: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其蕴含着现代化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     

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作为真理游戏的电子游戏——跟随福柯的文本脉络探寻游戏哲学的建构可能

在当今日趋游戏化的世界之中，游戏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甚至难解难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为我们经由游戏的视角来反思生活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也为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肃乃至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游戏之中的反思来说服、引导玩家挣脱游戏装置的操控。在这个方面，福柯中后期所提出的真理游戏的概念具有深刻启示。他一方面展现出从权力向治理的转化，进而揭示出治理之中的两个要点，即引导灵魂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将真理游戏细分为从政治游戏向哲学游戏的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说服力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点。如何像苏格拉底那般进行哲学式的真理说服，而并非仅仅臣服于智者式的信念说服，也就成为引导未来电子游戏走向哲学游戏的一个重要线索。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