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的出路

80年代末以来，中国美学进入了消沉阶段。美学热骤然降温，读者的兴趣转移到了文化、宗教和国学等方面；美学界也从高层次的理论探讨跌落到传统的一味妙悟、欣赏和评点。学者们普遍厌倦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体系的建造，更热衷于一些实证和实用的技术分析和技术处理。当人们在90年代打出“反美学”的旗号时，这只不过是首肯了中国当代美学正在走向消亡的事实。中国当代美学的消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一个时代的美学必须是某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才能富有生机活力。80年代的美学热是与当时全民自我教育的高潮分不开的。记得那时各种大小讲座办得热…     

绕不过去的康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2的解读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中的第§12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困难最大的篇章之一，它涉及到一些对于西方人不言而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的背景知识，同时也写得很不清楚，跳跃性大，需要认真细致地辨析。对这一节的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可以展示康德为自己的知性范畴表的完备性所作的辩护，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误用范畴和混淆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做法的批评。     

中西文化视域中Being的双重含义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核心概念Being的原始含义固然是一个逻辑系词“是”,但由西方传统对语言规范及其逻辑确定性的尊重使这个词上升到了世界本体和真正实体的崇高地位,从而使它带上了系词“是”和动词(及动名词)“存在”(及“本体”)的双重含义,体现了西方文化中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的文化传统所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     

康德的“先验”与“超验”之辨

本文对康德哲学中的"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这两个历来颇有争议的术语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结合相关概念如"先天的"(a priori)、"经验的"(empirisch)、"内在的"(immanent)等术语作了细致的区分,说明康德使用这几个词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严格限定的、不可取代的含义的,以为康德对这些词的使用存在"混乱"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章后面还对Kemp Smith以及牟宗三在这个问题上对康德的误解和批评进行了逐条反驳,维护了康德思想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论闵采尔思想的阶级属性

一五二五年爆发的波澜壮阔的德国农民战争,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先声,它第一次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引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正因为如此,这个农民战争的最杰出的领袖闵采尔思想的阶级属性的问题便显得十分复杂,国内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举例来说,一种意见认为闵采尔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当时农民阶级要求的反映,例如“消灭私有财产”就代表了劳动农民的要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闵采尔是农民战争的领袖,但不能因     

对“价值”本质的一种现象学思考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上的价值概念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区分出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从作为价值尺度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中引出了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即以人的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一切事物的属性。以这种哲学上的价值概念为基础,可以建构一个以手段与目的划分出四层次的价值体系。它包括手段方面的两种价值：技术价值(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造福人类的、如经济学上的价值)；目的方面的两种价值：贡献价值(真善美的价值)和终极价值(自由的价值,即作为一切价值尺度的无价值)。     

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直到黑格尔,贯穿着一条“逻各斯主义”的传统,体现出对语言及其逻辑关系的高度重视(“逻各斯”一词的本义即是语言、话语);相形之下,中国古代哲学却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这一方面使中国哲学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使这些因素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本文想就与此相关的几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范畴对此作一点分析。     

再辨“人格”之义──答徐少锦先生

再辨“人格”之义──答徐少锦先生邓晓芒读到徐少锦先生跟拙文《人格辨义》（《江海学刊》１９８９年３期）商榷的文章《“人格”有道德涵义》（《江海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６期）一文，很钦佩作者的求实精神和穷根究底的态度。但仍感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是徐先生未曾...     

与西方爱智者对话--按西方哲学的本真精神和理论进路学习西方哲学史

中西文明源流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各自的基本特点。100年来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时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和道德批判的狭隘偏见走了一些弯路。当前学习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哲学史经历了从客观世界的哲学到主观精神的哲学再到主客观关系的哲学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史中作为其重要一环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和尝试。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伯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本文作者曾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上)发表《伯林自由观批判》一文。学者周枫以《为伯林自由观辩护》为文,在该刊2006年第5期(上)对本文作者上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本文即是作者对周枫的批评的回应。作者指出了周枫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自己对伯林的误解、误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在批判伯林自由观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自由的异化、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