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无“是”即无逻辑——答程仲棠先生

古汉语中没有系词,这是中国古代没能产生类似于传统词项逻辑推理理论的重要原因.程仲棠先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的错误在于把逻辑载体当做了逻辑本体;逻辑本体是客观的、唯一的,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承载相同的逻辑本体.程先生的论证有失偏颇.第一,某种语言可以表述一种逻辑并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就可以发明出该逻辑.第二,“逻辑本体”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对于逻辑学来说,它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第三,传统逻辑的规则产生于自然语言的用法,古代汉语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先贤未能发明出类似于三段论那样的逻辑理论.     

论“是”的多义性

ｂｅｉｎｇ是多义词，人们会从不同角度谈论它的多义性：比如从系词的角度，从逻辑的角度，从系词用法与存在用法的角度，等等。在所有关于ｂｅｉｎｇ多义性的哲学讨论中，唯独系词含义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应该把ｂｅｉｎｇ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字面上即可以看出， “是” 乃是一个多义词：“Ｓ是Ｐ”乃是系词用法，亦即最基本而通常的用法。“Ｓ是” 则是一种非系词用法，对它可以做非系词理解，比如认为它表示存在。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 ,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是探索其所是的是 ,哲学主题就是寻找“第一原因” ,即本体 (ousia)。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是要从“是者之为是者”回答“何谓是者”的问题。“这一个”作为第一义的本体内涵 ,启明了希腊人爱智的原始真谛。然而 ,亚氏又把纷繁复杂的“是”和“是者”看成是一个指向终极目标的系统 ,这最终使爱智慧变成了形而上学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建构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根基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思想体现的是社会、实用、经验(体证)三位一体的实践思维方式;西方传统思想(哲学)体现的则是一种本体(实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本文从中西不同的知识观、语言观及语言结构三方面对中西思维方式作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因建构。     

水彩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比较研究

西方水彩画的写意性具有水彩画“本体语言”上的民族精神与艺术形式,审美观念体现出浪漫主义情调及倾泻写意的艺术形式,区别于西方诸多画种的另一个美学体系。中国画的写意性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得以体现,其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与西方古典绘画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中国画本身在用笔上则倾向于写意性与表现性。比较研究水彩画与中国画写意...     

翻译与理解——兼论“一‘是’到底”

在胡塞尔的中译著作中,与Sein相关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翻译问题,比如将“was es ist”译为“它如何存在”和“它是什么”,将“es ist……”译为“存在着……”;将相互对应的名词“Sein”和动词“ist”译为“存在”和“是”。它们要么对相同的译文采用完全不同的翻译,要么使系词结构丧失殆尽,要么消除了动词和名词的对应性,使它们变成没有联系的词。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不对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存在”概念,因而没有坚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ist”,对名词与动词、以及与各种不同变形的对应性缺乏清晰而足够的认识,无法将系词的理解贯彻始终。“是什么”乃是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与语言相关,与逻辑相关,因此是与认识相关讨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翻译,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     

宗炳、王微美学思想的本体意义

宗炳、王微在玄学背景下,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艺术本源论和“澄怀观道”、“畅神”的艺术欣赏理论,为中国绘画思想体系确立了牢固的本体基础。他们的美学思想不能放在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理解,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文化模式,以中国传统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阐释。     

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知识论前提下,自我被看作先验实体,越来越成为逻辑概念的代名词。巴赫金指出传统的理论哲学使自我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自我应该是参与性应分的实现,是语言交往和对话的存在。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以及20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刻改变。     

顾恺之美学思想的生活本体意义

顾恺之在魏晋贵无贱有的玄、佛思想推动下,将先秦以来延绵发展的生活本体思想导入绘画理论,使虚无无形的生活本体进入中国画论;他的“迁想妙得”理论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从先秦把握本体的体悟思维发展而来,道出了中国绘画创作思维的本质。顾恺之的传神理论中“神”的实质是生活世界的本体,而不是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与肉体相对的主观“精神”。今天,我们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以中国古代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不二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正确阐释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论中国模式的文化特征

"中国模式"是东方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化的有机延续和时代体现,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中国模式"具有六个方面的文化特征:一、是"生"出来的;二、具有有机整体性;三、具有"时中"特性;四、具有新"王道"特征;五、具有资本精神和逻辑规范性;六、"君子"是中国模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也谈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学术界对黑格尔哲学的起源和秘密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通观黑格尔的早期神学到后期思辨哲学体系,现代自由精神都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整个哲学体系都是对现代自由精神的论证。黑格尔的哲学的起源和秘密应该是现代自由精神。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的问题,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当代历史文化问题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现代自由精神。     

试从汉语和日语的意合看动词的“有意”和“无意”

本文从汉语和日语的动词对比来分析它们在句子意义上的特征.日语动词由于有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存在,它们在体现动词的"有意"和"无意"上分工明确.汉语是独立语,动词语意受大的语言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汉语动词的"有意"和"无意"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笔者认为汉语句子里面是以动词为中心,外围成分向内影响,最终决定动词的有意或者无意.而日语正好相反,是以动词的有意或者无意为中心,从内向外围成分影响,最终决定整个句子的有意或者无意.也即是说,汉语是大的语言环境意合后决定中心动词的意向性,日语是中心动词的意向性决定整个语言环境意合的意向性.     

“得”字的语法化和“得”字补语

“得”字补语是汉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种补语,学者们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其内部构成复杂,至今歧见纷出。“得”字补语在现实中的复杂表现源于它所经历的语法化过程。“得”本为动词,后顺应汉语动补式的发展大趋势加缀在动词的后面,使其表义逐渐弱化,成为动词和补语之间的连接成分,表示可能和表示结果的“得”字补语是其“达成”语义的两个变体。     

试说兼语结构与“请”

由"请"字可以组成兼语结构但并非一定组成兼语结构.依据对"请"字及所组成的语法形态的分析,发现"请"字结构有三种基本情况1."请"表示实在的词汇意义,是动词,组成兼语短语作某种句法成分.2."请"不表示实在意义,是敬辞,不构成兼语结构.3."请"用在主谓结构之前,或作为动词,组成兼语句,或只作为敬辞,不起结构作用.这可以从所"请"的是否是直面者、"请"前是否可加状语、句式是否可进行同义转换及"请"字是否可去掉等多方面考察.     

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三国演义》接受的文化阐释

《三国演义》[1]的创作是作者个人心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集大成,而本书的接受过程也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在接受过程中,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这纷繁复杂的表象之外,其实还是有些文化含义贯穿始终,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论述,分别是强烈的政治教化功能,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深重的忧患意识。     

消费文化视域下“重述神话”价值辨析

由"新神话主义"文化潮流直接诱发的"重述神话"项目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跨国写作运动不失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有效传播手段,也是对各民族国家自身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的"重述神话"项目迄今已出版四部小说,这种处于文化消费时代的带有某些商业性质、功利目的的重写行为已不单纯是作家的"个人"的创造,它变成文化产业的重要环节。如何在消费时代厘清"重述神话"系列小说的文化属性,应参照文学史上经典的神话重写,分析当下重述中的得与失。     

谈《周易》的行为教化作用

《周易》对于人生行为的教化意义,是《周易》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核。以"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对社会人生的敦淳启喻的教化作用,是这种哲理思想的生动的社会显现,也是《周易》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周易》还进一步从道德教化的范畴,提供了一个"圣人"教化的遵循模式。《周易》中的"圣人"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所决定的,"圣人"与"天"的和谐一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善至美至真的境界。此外,《周易》还提出了个人自我道德约束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