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视域中Being的双重含义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核心概念Being的原始含义固然是一个逻辑系词“是”,但由西方传统对语言规范及其逻辑确定性的尊重使这个词上升到了世界本体和真正实体的崇高地位,从而使它带上了系词“是”和动词(及动名词)“存在”(及“本体”)的双重含义,体现了西方文化中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的文化传统所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     

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试论中国名辩逻辑的特点与成因

中国名辩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形式逻辑在进行逻辑分析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名辩逻辑侧重于从概念内涵角度把握概念、分析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具有重内容分析、轻形式推演的特点。决定这一特点的因素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源于政治需要的“禁辩”传统，古汉语特质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     

跨媒介的图像修辞与文本实践——“题诗画”中的语图修辞及其释义指向

作为视觉研究的新兴领域,图像修辞不同于传统语言修辞的第一重表征体现为跨媒介符号建构的文本修辞实践。中国传统的"题诗画"为这一图像修辞提供了理想的范本。"题诗画"中由语、图符号构建的修辞范式形构了从符号表现形式的审美互动到符号话语意指的内在呼应乃至语图互文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产生联动的多重逻辑,它建构了图像修辞跨媒介符号文本实践的知识模型,使得超越传统语言修辞建构图像修辞的本体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可能。     

语言逻辑刍议

公元前三世纪,“逻辑之父”亚里土多德以其巨著《工具论》六篇,宣告了逻辑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亚氏以后,逻辑科学不断地发展、完善,至今已长成了一株枝茂叶盛的参天大树,在这颗大树的众多的分枝中,有一个历史不长,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新兴分支,它就是语言逻辑。 1 语言逻辑是“自然语言逻辑”的简称,也称“自然逻辑”。从历史渊源看,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古代:由于思维和语言在自然状况下的不可分割,人们从一开始就把逻辑研究与语言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还是中国古代的辩者,他们都兼长于逻辑与语言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逻辑专著《墨经》,也既有逻辑思想亦有语言分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中也有大量的语言分析;中世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试论中国古代科技哲学及其本体范畴

"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涵义就是"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观念或思想",它的本体范畴是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起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语音研究的兴起与反切法和四声说的产生

本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系列论文之一 ,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语音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介绍了反切的发明和四声的发现的有关情况 ,分析了中国古代语音研究的兴起与反切产生的关系 ,论证了反切的发明和四声的发现对中国古代音韵学的重大影响     

空间叙事：中国叙事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基点

与西方的以时间为中心不同,中国叙事传统呈现出鲜明的空间逻辑特性。独特的画图和读图的视觉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传统叙事文本呈现方式和批评方式的空间逻辑特点;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叙事特性的空间发现以及对中国古代空间诗学的建构,已经昭示出空间之于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性力量;空间叙事诗学的确立,为中国叙事学的空间逻辑提供了佐证和理论支持。这些事实显示一种与西方叙事学以时间为逻辑基点迥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的构型：从承认时间逻辑存在的前提下,空间叙事,可能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的一个重要逻辑基点。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传统文论表现出强烈的重伦理教化的实用主义工具色彩,对形式主义一直采取蔑视和压制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极不利于艺术生长的文化氛围里,中国古代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突出和普遍的以形式为本体的倾向,对重伦理教化的儒家诗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抗衡作用,实现了诗歌创作向艺术王国的回归,从而创作出了举世难以匹敌的真正的诗歌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汉语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汉语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形成的基础;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走向和结构格局决定了诗歌创作以形式为本体的特征;三,工具主义的形式观客观上推动了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     

古代三大逻辑学说证明理论的简单比较

古代东西方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产生了三大逻辑学说——中国的“墨辩”、印度的因明与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它们都是适应当时科学发展和论辩的需要而产生的。证明是逻辑学的重要内容,因此,把三大逻辑学说的证明理论作一简单比较,这对于我们继承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发展现代逻辑科学,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在证明理论方面,三大逻辑学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两方面: 第一,古代逻辑大师都十分重视证明,对证明的作用予以高度的评价;三大逻辑学     

论现代逻辑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

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语言转向"的运动.维也纳学派在这场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对基本逻辑句法的分析,表明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并没有认识论的意义.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尽管这场运动需借助现代逻辑才能进行,但是,它关注的问题却深刻得多,那就是逻辑后面所蕴含的本质.也就是说,逻辑形式体现出所有知识的共同的东西.这种逻辑至上的观点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它的目标注定是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产生于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最终还是受社会生活所制约.     

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

源于古希腊的逻辑学为什么能成为主宰逻辑发展大势的一种世界逻辑？而被称之为世界三支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为什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仅作为现今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从与逻辑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语言和文化传统诸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就不难看出,中西逻辑发展的两种不同命运．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西方逻辑之所以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于古希腊崇尚知识的文化精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数学方法为其提供了借鉴,语言学研究为其提供了启迪。与此相反,中国古代逻辑因没有数学方法的借鉴,没有理论科学的催育,没有语言学的滋养而无力迈入形式化——这一逻辑学发展的正常轨道,因而只能停留在幼稚初始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与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

本文介绍了汉族与汉语的产生与来源、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等方面的情况,认为中国语言研究的历史并非如目前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只有两三千年,而是至少有六千年.这就把中国语言研究的历史往前推了三千年.同时本文还介绍了先秦时期语言研究的概况,重点介绍了荀子的语言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第一部语言学专著--<尔雅>,认为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非常发达,为后来的语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值得高度重视.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语言的逻辑性与诗歌的“懂”——兼与高玉先生商榷

语言的意义就存在于逻辑关系中,理性形式与感性内容的统一就是语言意义的最基本的逻辑结构。语言思想本体观同语言思维偏向,同思维、逻辑、认知等具有一致性。反懂如果仅仅停留在反本身,反理性逻辑、反意义唯一等,不解决怎么反就容易误入歧途。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有了反懂观念后才产生的,反懂只是一个看待语言的理念问题、视角问题。语言具有逻辑性,文学作品也具有逻辑性,只不过不是传统认为的只有理性逻辑,而是还有感性逻辑,并且感性逻辑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理解文学作品应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立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伦理态度。理解文学作品也不能迁就作者的立意而忽视文本语言的逻辑性。把握语言的逻辑性,对分析理解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懂、非懂、反懂,都很重要。     

"权"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

本文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为背景,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讨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权".对"权"这一范畴的注释肇始于孔子,经过孟子的发挥,到西汉董仲舒时形成一个高峰,最终在宋代的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完成.对"权"的不同诠释,一方面具有本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权"的诠释是时代的外在要求和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传统海洋文化“走出去”之语言进路探索--以上海城市近代发展为视点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研究中华传统海洋文化如何“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传播,重塑中国作为海洋强国的文化形象,意义重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近代历史上,在世界融合发展的大潮面前,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失语,西方海洋文化主导天下,上海这座城市却能变劣势为优势,以语言为媒介,探索出适合自己城市发展的独特路径,即,利用西方强国海洋文化———变通他国语言（创造洋泾浜英语）———实现强城强国之路。这给予我们一个启示：现阶段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可以借助“汉语热”这一有利形势,让我国传统海洋文化以某种汉语语言形式为载体,走出国门,进入英语世界,享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我国传统海洋文化通向英语世界的语言进路,应该成为学术界一个亟待研究和突破的重要课题。     

从载体论到本体论的语言自觉—“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新批评"传入中国后,在文学语言观念上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反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开始重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二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产生了由语言载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向,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但由于对"新批评"的误读和中国化的文论环境,文学批评又最终走向了主体论;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面临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重新讨论"新批评",有利于文学价值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