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似性的图表到知识型的装置——重读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反思了现代医学知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重点关注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知识体系的变化。从18世纪的以相似性的图表为主体的分类医学，经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政府时期的社会医学，建立了将病人、穷人、异常之人隔离起来的现代大型医院，并在医学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征候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知识型。这种新生的医学知识型通过医生的普遍性的目光的凝视，悬置了个体身体的个别差异，将病患的身体纳入普遍的医学知识型的装置之中，从而实现了临床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性权力，也彰显了背后不可见的医学知识型的实证性装置的存在。     

穷竭与潜能:阿甘本与德勒兹论内在性

德勒兹和阿甘本同时都谈到了实现生命的潜能需要穷竭,即悬置一切意义、一切语言、一切感觉的纯粹的生命的可能。在悬置了一切之后所剩余的纯粹生命的界面,就是内在性的界面。在内在性的界面上,德勒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分子革命的方式去生成一个无羁绊的生命,无羁绊的生命被视为在穷竭了一切可能之后的希望。而阿甘本否定了这种返回到纯粹生命的可能,因为这种纯粹生命是比当下的生存性生命更为恐怖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不是解放,而是生命的耗竭。阿甘本提出生命不可能脱离形式,而真正的态度是在当下实现穷竭式的"最高的贫困",在规则和法律的裂隙中,让创造性的生命形式涌现出来。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是一个政治学命题,其严肃的政治性不可抹煞.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帮助处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树立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合法性,同时将这种合法性内化于大众,并在大众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而可以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巩固和在同其他权力关系竞争之中的优势地位.所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实现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问题自然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     

正义原则与家庭正义——罗尔斯与苏珊·奥金的正义之争

苏珊M.奥金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罗尔斯正义原则进行了批判,认为罗尔斯缺乏从家庭中的性别正义角度思考。当奥金将家庭纳入到罗尔斯正义理论,并试图以此来建立一种家庭正义的体制时,我们会发现,奥金不仅挑战了西方以"公共/私人"二分的政治传统,也进一步反映出了罗尔斯的诸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隐含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方法得出的家庭正义原则,最终将罗尔斯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即要么选择在家庭之类的私人领域中维持必要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要么让家庭走向解体,面对一个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方案与命题。     

从剩余价值、剩余快感到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辩证逻辑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和治理下重新思考主体解放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拉康的剩余快感学说,提出一种新的辩证逻辑,即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剩余数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不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是在劳动力商品中没有被完全纳入价值交换形式中的那一部分价值。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依赖于这个不平等的交换。同样,在拉康那里,主体被象征秩序阉割的剩余快感,形成对象征秩序上已经满足的快感的挑战,从而让主体找到破除象征秩序的可能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看到了万物皆可数据化和被平台算法过滤和筛选数据的过程,后一个过程让前一个过程的大量数据沦为剩余数据。剩余数据是不符合数字资本牟利和控制逻辑的数据,而数字时代的主体解放正需要通过创造共享算法,让这些剩余数据重新呈现,从而帮助人们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与奴役。     

从实际上的从属到算法剩余价值——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剩余价值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数字资本究竟从何处获得利润,数字劳动何以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实际上的从属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也让我们理解工人的身体以能量或劳动力的方式依附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被贬低为纯粹的能量储存器,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联合成为具有生产出“机器剩余价值”的机器,而机器反过来奴役了身体,让工人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物质机器已经被无形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所取代,但算法机器奴役的不再是工人的身体,而是广大被数字化的用户。这样,物质性机器剩余价值概念逐渐变成了无形的算法剩余价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