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论翻译中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的诗学功能

运用具体实例来探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在语言中各层面的表现以及在翻译中的诗学功能。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诗经》中感生神话的文化解读

感生受孕作为殷周民族始祖的降生方式,随着《诗经》的流传,成为了后世历代先王诞生的原型。无论是简狄吞鸟卵而生契,还是姜螈履巨人迹诞下后稷,都是无父感生受孕的结果。通过对《诗经》中感生神话的剖析,阐明了感生神话的演变,从而分析了神话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西部农村家庭父母教育卷入现状及成效——基于陕西省宁强县4 643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家长外出务工比例高、留守学生比重大、寄宿现象普遍、亲子沟通匮乏,针对这一特点,重点分析了农村家庭教育中父母卷入现状及其对不同类型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依据2017年12月陕西省宁强县4 643份初中生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父母卷入行为对不同留守类型、不同寄宿状况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父母情感卷入均能显著提升各类学生的学业水平,且对单留守学生影响最明显;父母认知卷入均会显著负向影响学生的学业水平,与走读学生相比,父母认知卷入对寄宿学生学业水平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在行为卷入上,母亲行为卷入仅对非留守及走读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改善初中生学业发展,家庭教育作用显著,学校应适当通过家长学校等方式干预、促进家庭教育中的情感投入,针对不同留守、寄宿状况的学生,父母应给予子女差异化的关怀与帮助。     

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制裁思路——对当前20个样本案例的考察

考察目前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20个样本案例可知,该类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犯罪手段网络化,司法规制范围模糊化与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特点。为此,应尽快制定司法解释,科学界定本罪意涵,匡正刑法规制范围,改善打击着力点,统一裁判尺度。对网络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案件的司法处理,应坚持严格控制与妥善处理并重的司法理念,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基本违法事实审查判断行政去魅的基本立场。具体的制裁思路是：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犯罪化的定性,应围绕本罪保护目的展开,重点惩治"有效宣扬"行为;定量限制应贯彻比例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的实质判断关键在于对"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量,除个别情形外,原则上以适用缓刑为主;手机、电脑等网络信息工具有多种用途,原则上不予没收。虽然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固然要突出其预防性打击的特点,但也要恪守刑法惩治犯罪的法治底线,使处罚范围和力度符合公众预期,切忌"过度反应"。     

论《辋川集》中的情感意识与空间意识

《辋川集》是王维与好友裴迪在其辋川别业的唱和之作,前人对王维《辋川集》的研究多集中于佛禅之趣和文本的审美分析上。文论试从情感意识和空间意识两方面来对其进行探讨,首先对王维《辋川集》中蕴含的友情及愁情两方面的情感意识进行分析,进而结合王维"诗画相融"的诗歌创作特点对其诗中意境空间的营造艺术进行探讨,通过分析以求对王维《辋川集》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多元的认识。     

论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正当性,源于它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配合从而履行国家环保义务、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实践.建立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应当立足司法实际需要,通过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诉讼各阶段的合理配置,使行政机关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获得更高效的判决、更有力度的执行.为此,应当完善诉讼的提起与推动、判决的做出与执行等全过程制度建设.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电子商务环境下合作采购效益分析

合作采购是一种重要的企业间电子商务应用模式,成功实施合作采购需要供应链成员的积极参与。本文针对供应商采取的两种批发价定价策略,比较分析了协调成本对买主间合作采购动力及其总体采购成本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只要协调成本较小,买主便具有合作采购动力,且无论供应商采取固定价格策略还是采取数量折扣策略,都存在一个协调成本临界值,当协调成本小于该临界值时,合作采购将同时减少买主与供应商的总体成本;当协调成本大于该临界值时,则总有一方的总体成本在合作采购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