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道德本原与现代潮流——以自杀类型为线索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涂尔干的《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本文尝试从自杀类型入手，联系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与原始宗教的著作，揭示涂尔干有关人性与社会之健康道德本原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结合涂尔干关于法国中等教育史以及政治和法律史的讨论，深入发掘涂尔干对西欧现代社会之源起和演进的思考。在涂尔干看来，正是现代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发展，导致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病态。要克服现代社会的这一危险倾向，必须回到历史来考察现代潮流的源起和演进，才能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接续传统，重建人心和道德秩序。     

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另一种解读——与常凯教授商榷

正《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刊载了常凯教授的《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一文(以下简称"常文")。常文虽不乏灼见,但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就常文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与常凯教授商榷,并对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现象作另一种解读。一、"集体化转型"并非"一种历史进程"西方学界对"劳动关系转型"概念的关注     

小议新《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刑诉法》是规范刑事法律案件审理和诉讼活动的专门性法律,也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诉法》经历了若干次的修订和完善,其中新近修订颁布的新《刑诉法》中增加了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对于进一步规范刑事案件侦查、审理及诉讼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新《刑诉法》(2012年)的主要亮点之一。在本文中,作者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工作的实际,对新《刑诉法》中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及相关规定进行分析。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提出研究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是事关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草根动员——来切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作者通过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突破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范式与印度底层社会研究范式在有组织的精英场域与无组织的底层场域之间的简单对立;作者拓展了对“依法抗争”概念的理解,并批判了国内目前流行的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已进入“以法抗争”新阶段的观点。作者认为草根行动者是一个既不完全认同于精英、也不完全代表底层,而是有着自身独特行动目标和逻辑的行动者。草根行动者所进行的草根动员,使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     

个体毕生发展的家庭影响因素

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发展与环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个体的成熟为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另一方面环境又在这个基础上使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本文就主要从这一社会环境要素的生命周期来探讨家庭要素在个体毕生发展中的影响作用。     

房子与骰子:财富交换之链的个案研究

在礼物—交换理论中,互惠是一个支配性的概念,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也深受影响。本文基于一个浙江村落的民族志资料,考察了家户经济中财富的流通模式,并反思了互惠概念在解释中国社会方面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在村落和家户中,互惠行为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工作、交易、人情来往、赌博等。与此同时,在家户经济中,还有一些不可转让之物,如土地、坟墓、房屋等财产,这些传家宝只能向下逐代传递,而不能进入流通的领域。在这一意义上,在研究汉人社会时,运用费孝通的反馈模式,也应考虑他关于根的论述。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     

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

首先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变性和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分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根植性所在,然后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可能面临的种种陷阱和限制,最后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贡献概念的三种方式的利弊。通过对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意图推进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克服对"唯方法论主义"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