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原、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名实考略

王安石熙宁变法，改革科举制度，王氏新学系列著作行于场屋，直接影响到北宋后期直至南宋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龚原、耿南仲分别著有《周易新讲义》，先后作为三舍法实施期间的太学讲义，与王安石《易义》是一脉相承的。宋代以降，有关龚、耿《易》学著作的著录及其版本流传颇有参差，本文试做辨析。龚、耿二人本王学一派，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但其书在内容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     

从世子曹丕所受教育看曹操的儒学思想——以建安二十二年之前为中心

在建安二十二年(217)以前,曹操对世子曹丕的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曹丕受封为五官中郎将之前,曹操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其进行经学教育,同时任用名士崔琰为其教傅,强化德行教育.在曹丕任五官将期间,曹操先后任用凉茂、邴原等名士为五官将长史,通过他们匡正曹丕,并提高其德政能力;他还通过教令的形式进行这种教育,要求儿子孝慈,不违子道.这两个阶段都呈现出明显的儒学特征.而从世子教育这一角度来看,曹操表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他并非“阉宦阶级”和法家思想的代表,而是一位儒家思想的践行者.     

直接调查模式与间接调查模式——田野调查中单语者与双语者的重要区别

直接调查模式是直接面对单语者调查发音人的母语,间接调查模式是借助双语者(包括多语者)调查发音人的母语。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加,语言接触越来越深入,田野调查中直接调查模式越来越难以实现,获得一种单纯的语言内在系统越来越困难。不同的调查者在同一个调查点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常常不一样,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所选择的发音人不一样。多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导致语言调查结果产生最大区别的是单语发音人和双语发音人的区别。要对语言系统的固有特性和语言接触的机制做充分的调查,必须要区分单语者的母语和双语者的母语。语言接触的大趋势使单语者比例越来越少,濒危语言研究需要充分关注这一独特的流失现象,利用现有的单语者尽快展开直接调查,尽可能多地记录民族语言的内在结构系统。     

成长话语中的城市路径与身份认知——林海音的北京叙事与身份重寻

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台湾怀乡潮中,林海音用《城南旧事》的儿童视角构建了一个与政治化的历史语境间离的北京。在后涉的叙事中,她重新经历着北京古老与现代的双重启蒙,在对自我身份的逐渐确立中,完成了成长这一叙事使命,同时也用自己的行进重现了北京的都市进程。在叙事中,成人叙事者时常悄然浮现,儿童与成人两种声音不断在文本中产生错位甚至断裂,表现出了两种相异的叙事态度。作为隐在的成人叙事者,林海音以虚设的童稚为纽带,串联起了一个去政治化的精神都市与一个多义性的故乡。这也与写作时的台湾语境是分不开的,作家所处的现实台湾是故乡也是异乡,她对于作品的去政治化也具有双重性。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同时代的台湾怀乡潮中。在普遍的怀乡叙事中,历史语境被有意弱化,呈现出与同时期大陆叙事迥异的表达方式。     

月亮的圆缺变化与不死观念——论中国古代神话中月亮的能指与所指

月亮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象征符号。其能指是圆缺变化，所指是长生不死。寄居月亮之中的白兔、蟾蜍、嫦娥与桂树都具有不死特征，这些不死的意象共同构成了月亮的长生不死形象。这是渴望长生不死的中国古人赋予月亮的文化意义，而作为月亮的对立面太阳则被赋予短命夭亡的意义。     

立体的文化自觉与文艺规律

文化自觉是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和感悟。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的建设和文化的创新。文化自觉靠学习和研究来获得。要提高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提高文艺的社会本质和艺术本质的文化自觉。要用六维的立体思维去观察和认识文化，提高对文艺规律的文化自觉，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     

“寻根”背后的犹疑——《棋王》与80年代文化意识研究

《棋王》中的身体书写显示了"寻根文学"中现代性与古代性的混合,但文本已经蕴含了质疑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想。从寻根形象、文化符码以及寻根"结局"入手,将《棋王》这一症候性的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可以看出"寻根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结构的努力体现了进步意识带来的美学创新欲求,但这种美学变革在当时又阻碍了"现代性疑虑"的进一步思考。80年代"寻根"的结局是另一个开始,它背后的犹疑预示了90年代更为明显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裂解。     

郁达夫批评意识探索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驱人物,郁达夫的批评不仅是有自觉意识的,而且还是有明确的文学理想支撑的.从踏上文坛起,郁达夫就意识到批评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文艺批评无不是有的放矢的活动,他是在自己对文学、对批评的明确看法引导下与时代、与文学潮流展开对话的.率真、宽容、同情是他批评意识的三大特点,这三者与郁达夫接近文学作品并对之作出反应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更应视作郁达夫与作品主体交流时所显示的思考的独特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