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立储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系

隋炀帝登基后,立嫡长子杨昭为皇太子,但不幸早夭。储位之事关乎王朝兴衰存续,隋炀帝在暗中进行可能的储君人选的培养教育与观察。在大业四年以前,次子杨暕一度被看作储君人选,得到隋炀帝的大量栽培和关注。然而,随着杨暕种种劣迹的暴露,隋炀帝转而培养皇孙杨侗和杨侑,以便将来在两者中选出最优秀者立为皇储。尽管隋炀帝在位期间未能再度立储,但围绕立储一事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值得探究。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天人相分：先秦道家的天人观——兼论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先秦道家认为天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天人相分。《老子》认为天道无为且没有情感,而人道则力图有为并且追求仁义,故天人之间是相分别的。庄子一面继承《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另一面又指出以礼乐教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不仅与天道是相悖、而且还会残害事物的天赋本性,故庄子主张存天而灭人。老庄天人相分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只能吸收其积极的内核。这就是当今人类社会要充分重视天地自然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乃至一体共存。     

佛家环境伦理与生态智慧

佛家的伦理思想中包含着潜在而丰富的现代生态智慧:它在"人性本净"的基础上引导人们生成慈悲情怀;在"众生平等"的理念下拓展人们的伦理疆界;在"依正不二"的原则中确立人们的生态责任;在"圆融无碍"的思维中体悟亲和的自然。佛家此种慈悲众生、平等无差、依正不二、圆融无碍的环境伦理,作为农业文明下的素朴生存经验与道德体悟,不仅构成了古代文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可成为当今环境伦理建构的理论资源,为当代人类调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类主体自身的关系提供智力支持。     

好恶与生存

好恶是人心对外部存在（如名利、义）的反应,表现为情。好恶之情是气质人心与外部存在之间的气质感应,好好色、恶恶臭。从孟子开始,儒家以性释心,心动变成性动。好恶是性的活动。基于性的好恶不仅是自然的活动,而且是必然的活动。这种自然而必然的好恶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原理。自然的好恶仅仅确保了人的自然生存,不能体现人的本质。     

论家班对昆曲的影响

在昆曲发展史上,昆曲的命运与家班紧紧相连。家班是联结文人与昆曲的纽带。通过家班,文人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才得以在昆曲中体现。因此,可以说,家班对提升昆曲的艺术品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班阶段的存在,确立了昆曲“尚雅”的美学追求,奠定了昆曲“精美”、“雅致”的审美格调。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演出形式,家班还奠定了昆曲独特的艺术特征：在戏曲情节的推演上,用“歌舞并重”的方式进行呈现;在角色配置上,以正旦、小旦、正生为主;在演出方式上则以折子戏为主。     

论“近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学文化”的排斥——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例

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传入东方,这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农业文明相碰撞。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那是不是可以说"近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学文化"可以相融合呢?本文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例,从文明性质和文明建立的基础、时间、力量雄厚来分析东西方文明是可结合的,只是需要时间和过程。     

“存在”译法是一种误译吗——回应王路先生对“存在”译法的质疑

王路认为用“存在”翻译Sein是一个根本的误译,因为“存在”在汉语中只有“时空存有”的含义,不能恰当反映“存在”问题的系词背景,造成我们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误解.其实,从语言与义理两个方面看,“存在”译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现象学家的文本中,“存在”比“是”更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旨趣.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