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1935年前后小职员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小职员》月刊为考察中心

《小职员》月刊是1934-1935年间由小职员编辑撰稿而创造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小职员工作的苦闷本质上来自于内心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落差,但小职员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样的。面对帝国主义的威压,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宣传、共产党的组织和左翼文化的影响下,小职员逐渐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结到革命思想上。日常生活是浸润在时代思想中的,以时代思想作为参照系,去观察日常生活世界,能够极大丰富思想史和生活史研究的视野。     

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可普遍的中国信仰-教化之道——基于《尚书》之《尧典》《舜典》的解读

华夏中国自诞生起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且其凝聚力异乎寻常之强固,又在此后数千年间持续成长,在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均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政治体共同体。中国此一伟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于华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本文溯至源头,发掘《尚书》之《尧典》《舜典》两篇与信仰、教化相关章句之微言大义,以推明圣人所立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的教化之道,并论证其相对于西方教化体系所具有的更高普遍性。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与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1979年的成都历史学规划会议,意在弥补中国历史学于过往之缺失,筹划未来前进方向及重点研究领域,在服务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自身快速发展。这次会议为新时期史学现代转型作积极动员和初步部署。在规划修订和会议召开过程中,通过不拘一格的交流讨论,使更多学者的头脑得以解放;与此同时,会议集中讨论并修订中国历史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该规划的原则思路及任务布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构成了历史学科建设的主体内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在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和挑战共生的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同样面临深度调整,这促使我们有必要回顾并总结过往的经验做法,以有效加强未来历史学科的顶层设计并汲取学术进步的持久能量。     

论博物学之新旧转型——以《滇南茶花小志》为例

20世纪30年代,云南本土学者方树梅编纂成《滇南茶花小志》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辑录了明代以来各类著作中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记载,系统梳理了云南山茶花的传统代表性品种并收录大量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诗、词和辞赋。《滇南茶花小志》的内容饱含作者深厚的博物情怀与地方意识,而该书的编纂则与中国近代博物学学科的新旧转型密切相关,堪称一部承先启后的地方物产志,填补了一些前人研究的空白,为后来有关云南山茶花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