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日用类书”的非日用性: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知识体系及其性质

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其所包含的知识可以分为博雅、实用与消遣三大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版本的日用类书所含知识类型大体相同,但具体门类的编排差别很大,存在知识缺乏系统性、体例不严、编排随意、内容杂乱等问题。从晚明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的内容特点和编排方式,可以观察其使用方式,除了以之指导生活实践之外,浏览式阅读以增长见闻也是一种重要的使用方式。通过阅读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晚明的大众读者得以窥探自身生活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进入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精神世界,接触与学习精英文化。晚明书商是综合性通俗日用类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者,商业出版对晚明新型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汉代朔方郡人口研究

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在阴山南麓设置的第一个北部郡级行政机构。为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政治、军事一体化统治,政府主导“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另有驻防将士、归降者、佣工、刑徒兵、仕宦、商人等落籍该郡编户齐民,推行兵农合一的管理模式,力图兴边以强国。该郡多样化的人口输入促进了区域间人口的分化与组合,优化了朔方郡的人口结构,使朔方郡获得关东先进的生产技术、礼制文化等,实现了边郡多民族的融合发展。而朔方郡首次大规模的移民群体成为其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开疆拓土则为大一统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充实的边郡人口巩固了国防,影响了多民族分布格局,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边郡文明,为后世边疆移民提供了历史借鉴。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隋炀帝立储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系

隋炀帝登基后,立嫡长子杨昭为皇太子,但不幸早夭。储位之事关乎王朝兴衰存续,隋炀帝在暗中进行可能的储君人选的培养教育与观察。在大业四年以前,次子杨暕一度被看作储君人选,得到隋炀帝的大量栽培和关注。然而,随着杨暕种种劣迹的暴露,隋炀帝转而培养皇孙杨侗和杨侑,以便将来在两者中选出最优秀者立为皇储。尽管隋炀帝在位期间未能再度立储,但围绕立储一事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关系值得探究。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天人相分：先秦道家的天人观——兼论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经典命题。先秦道家认为天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天人相分。《老子》认为天道无为且没有情感,而人道则力图有为并且追求仁义,故天人之间是相分别的。庄子一面继承《老子》自然无为的思想,另一面又指出以礼乐教化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不仅与天道是相悖、而且还会残害事物的天赋本性,故庄子主张存天而灭人。老庄天人相分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只能吸收其积极的内核。这就是当今人类社会要充分重视天地自然的地位和价值,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乃至一体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