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新简释文补遗

目前公布的居延新简释文仍有未安之处,需进一步校订。其中E.P.T16:3简应改作“月壬戌以前,自殊死以下”;E.P.T40:64简应改作“大聚土,占客在门,所为来者言”;E.P.T43:175简应改作“□以取妇、嫁女、祠祀、远行、入官、迁徙”;E.P.T43:306简应改作“更始元年正月壬午朔己酉,令史业敢言之：乃戊申直符,谨行视,臧内户封皆完,毋盗贼发者,即日平旦付令史严。敢言之”;E.P.T43:325简应改作“造史为官署掌”;E.P.T2:30简应改作“造令史上造范护自占书功劳……官造令史二月二十日”。     

魏源“别开阃域”的公羊学

魏源以“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为职志,以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对公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的“三世”说虽有背于公羊“三世”的传统说法,但其中“拨乱反治”的追求与历史进化的观念却与公羊“三世”说是一致的。他的“三统”说注重制度的“因革损益”,注重对不同制度与文化的吸收,主张学习西方制度。他在夷夏观上提出夷狄不仅可以进于诸夏而且可超越诸夏,更主张不以夷狄视西方。他的“大一统”说没有了“尊王”之义,而是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向往环球一家、万国同吭。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北圻与中国传统文化——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罗历山及其对“东京王国”的研究

"东京湾"史称北圻,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后来,东京湾的北圻与交趾支那的南圻,共同形成了"大越国",其文化始终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罗历山于1650年出版的<东京王国史>全面介绍了北圻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指出了该地区完全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本人仅根据罗历山之书,对北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作了初步介绍.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