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日报》言论看大公社时期的个人自由

通过人民公社大公社时期《人民日报》的言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此时期关于个人自由问题进行解读，可知此时期国家政策的制订，以及言论的关注点，在理论思想上来说是基本正确的，充分地考虑到了社员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对家庭生活进行了肯定，其看法是辩证统一的，在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与集体生活关系的认识上也是正确的，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正当合理的自由。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述论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从1939年开始运作,到1946年解散.在其存在的八年时间里,以省政兴革为宗旨,提交建议案,在增强抗战力量、改善民生、促进教育发展、整顿吏治等方面体现了作为民意机关的角色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湖北后方、坚持抗战发挥了作用.由于湖北省临时参议会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民意机关,在履行职能时,不可避免会与省政府产生矛盾与冲突,这使得临时参议会作用的发挥必然具有局限性,但它作为近代中国地方民主政治的一次有益实践,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风潮(1925-1929)

20世纪20年代以来,北京的国立大学迅猛发展,引发朝野各方如何处置国立大学的讨论.事实上,北伐前后北京的国立大学的合并之举却深受政局变动的左右.奉系军政府改组北京的国立大学为"京师大学校",实为控制北方舆论和抵制南方国民党,开启了北京的国立大学合并之先河.二次北伐后,首都南迁,南京政府从全国通盘考量,先后将北平的国立大学改组成"中华大学"和"北平大学区",体现当局借政治格局变动来整顿北平高等教育的努力.然而其派系纷争与门户之见引发北平学界系列风潮,使得北平国立大学合并的改革流于失败.北伐前后北京(平)国立大学合并风潮充分显示政治变动与教育变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选举纷争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前四届会长选举无一不发生纠纷,成为全国商联会不同于一般地方商会的显著特点。之所以屡发纠纷,是因为不断有商董異希以会长头衔接近官场,以为升官发财之捷径。纷争发生后,无论是商会的反对还是舆论的压力,除非能促使农商部饬令全国商联会重新选举会长,否则均无济于事。由此证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仍受制于国家即政府的主导。     

翁文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政之原因探析

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科学家翁文灏早年不欲从政,但后来却转变思想,从政于南京国民政府。其从＂治学＂到＂入仕＂的人生转折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自身就有的圣王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想、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以及中福整理专员的实践经验等多种因素促成的。而翁文灏从政也掀起了一股＂学者从政＂的浪潮。     

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业街区的基层选举——以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分析中心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个以商业街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中小商人为基本会员的新型地缘性商人团体.其一年一度的选举活动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业街区的基层选举面貌,它所设计的一整套制度规范,基本上体现了选举的公开性、社会合法性与其成员间的平等性.商联会设计的多样化投票方式,便利了组织成员的参与,有利于唤起商人对街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对陶冶中小商人的民主素养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小商人对城市基层社区的认同.虽然在选举活动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瑕疵,但从总体上看,商联会的选举机制彰显了其较强的自组织力,保障了它的生存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县银行存贷款业务论析

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各地曾出现了大量的县银行。其存款主要来自于政府公款,存款形式则以活期存款为主,总体数额也比较低下。受有限的资本制约,县银行的贷款主要投放于商业领域而非经济建设。这样的存贷款状况一方面显示出县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政府的存储机构,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为谋求生存而表现出明显的营利性倾向,而其自身的定位则一直未能真正确定下来。     

《支那通史》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由日本东洋史学者那珂通世用汉文编写的《支那通史》（四卷五册本）被誉为＂世界第一部近代性质的中国通史＂,一度在清末史学界、教育界影响很大。文章试图通过全面梳理这部通史性著作的作者、内容特色及其在清末的流传与影响的具体情况,使今人进一步理解素被忽视的近代中日两国史学交流的实态。     

近代职业会计师与所得税法的推进(1936-1937)

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之后,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职业会计师积极联合商界,参与到所得税法的讨论之中。与工商界关注于自身税负不同,所得税开征对于会计师来说意味着新的业务来源,会计师所关注者并非自知所得税情形,而是立于商界立场,为其提供专业咨询。在税法颁布后,又接受各地商会邀请,演讲解释税法的细节与疑问。职业会计师的税政参与,并非得自政府的授意,但其自主的职业行为,对促进税法的合理化及社会对所得税的理解有正面效用,也拓展了国家税政的民意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