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云贵高原联动与整合中商路的变迁及其影响

传统的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不仅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发生的,而且在贸易范围方面还以小区域和国内市场为主,如小区域内的集市交易和国内市场的"滇粤铜盐互易"。但是,近代的市场联动则是在市场自身的作用下形成的,是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国内市场自身的发展所致。相对于贵州而言,由于云南具有长期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优越性,除了在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带动之外,还在近代出现了可通过新型的铁路和商埠来实行的贸易方式,以致商路的变动比贵州明显得多,对近代手工业的影响也自然更大。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战略性工业化: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故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国安会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并积极推进战略性工业化。     

李鸿章与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

加强海军的军备建设是晚清"自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是建设晚清海军的实际组织者,他直接参与了晚清海军军备建设的全过程。本文试求从战舰购置与自造、海上火器的制造及引入、海军练兵三个方面探讨李鸿章为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     

晋冀鲁豫根据地婚姻自由政策与执行矛盾研究——以河南省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共在敌后建立了包括晋冀鲁豫在内的十余块抗日根据地并陆续颁布了新婚姻法规,进行了婚姻改革,使婚姻自由成为了晋冀鲁豫地区处理婚姻问题的原则。但该地区之河南省部分闭塞落后,民众传统夫权意识根深蒂固,经济困顿,基层机构人员执法素质不高,加之政治斗争、抗战大局等因素的牵绊,新婚姻法规在制定、执行以及落实方面和现实执行之间产生了矛盾和裂痕。     

建国前后华中钢铁公司接管与重建论述

1949年5月,黄石地区解放后,中共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对华中钢铁有限公司进行了接管。接管工作的开展从多方面进行,包括房地产的接管和物资清理、安置旧人员、变革管理方式及组织机构、恢复生产等等。在接管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为党在其他地区的接管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秩序与市场:1940年代上海国民党军人“看白戏”问题

影院是公共娱乐场所,观影秩序是市场营收的重要条件。但在内战时期,上海政局不稳,秩序不安,影院经营频遭滋扰,"看白戏"是其重要因素。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军人警士成为"看白戏"的"主角"。政府与影院为维护秩序与市场,协定免费观影招待办法。然而军人不愿受场次限制,常倒卖免费招待券,却结伙于营业时间至影院"看白戏",以此与影院频生冲突,甚至发生暴力滋扰事件,影响社会公共秩序。影院业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以策安定,然而警察执法不力、军人纪律松弛,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军人、警士反成社会乱源,也寓示着国民政府统治末期政治权威式微,社会及市场秩序都濒于失序边缘。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