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工业化研究的成功尝试--陈征平新著《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年)》评价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中,缺乏地区、区域理论的研究。《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选取了边疆腹地的云南作为个案,运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不仅全面展示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艰辛历程,而且还对今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近代武汉教会书院述论

近代武汉地区的教会书院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所创办,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慈善性质。在办学过程中,教会书院率先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内地,在女子教育、体育教学、师资培训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并且十分注重英语教学。因此,它们虽用书院之名,却是移植到内地的新式学校,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样板作用,武汉的近代教育是从教会书院起步的。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会史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成果斐然,但学术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本文就中国行会的产生、会馆是否属于行会、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在介绍和评论学术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

抗战前,上海银行公会十分重视银行信用制度的建设,不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会员银行稳健经营,增强会员银行的信用意识,而且创建了一系列信用机构和信用工具,并在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平台,有力地提升了华商银行业的竞争力,对促进近代中国社会信用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2007年“口述历史研究”暑期讲习班将举办

由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一期“口述历史研究”暑期讲习班将于2007年7月23～26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举行。     

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几点联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近代性(EarlyModernity也译为“早期现代性”)问题,近年来欧美学者讨论得颇为热烈、深入,反观我国史学界,则还关注不够。200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江汉论坛》杂志社邀请明清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以“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为专题,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沙龙,对明末清初文化近代性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希望这一讨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早期近代性”研究有所裨益。     

抗战时期语言学家对云南语言的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民族语言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共调查了98个县,123个方言点,对傣语、藏缅语、苗瑶语、孟高棉语、撒尼倮语、纳西语、怒语等作了全面描写,对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前完成思想根本转变的双重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O年夏天是毛泽东同志思想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思想的根本转变,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从客观影响和主观努力两个视角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前完成思想根本转变的双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