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农会史研究述评

百年农会衍生变异,显现为清末民初的士绅型农会、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南京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农会、中共苏区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前后的农民协会、文革前后的贫下中农协会及至当代中国复兴的农会等形态.农会组织的发展道路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欺骗与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南京难民的统治措施

日军在南京沦陷后,一方面采取了野蛮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又对南京难民进行了种种的欺骗,包括舆论欺骗,难民登记,发放良民证等。在这屠杀与欺骗的背后,既是日军战时体制的自然延伸,又包含有国际与国内对日军认识不清而导致对日举措失当。正是这种种原因致使南京难民们经历了空前的梦魇与痛苦,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近代官民对工商同业公会的认知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政府及民间的共同推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官民也存在一定共识。但由于所持立场不同,在若干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或者疏离的情况。经过双方博弈互动,有些问题得到解决,而有些则成为同业公会发展中的窒碍。由官民对于同业公会之认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动上的趋同与差异,则明显影响到同业公会的发展道路。     

商业与政治:民国时期的辛亥革命纪念——以《申报》双十节商业广告为例

民国时期,双十节所蕴含的政治性为商业广告提供了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广告主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并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政治权威扩大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达到商业与政治实现双赢的目的。双十节也是民众抒发爱国主义情感、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年度盛会,因此,商家借用这一盛会与民众互动,采用嵌入国旗、双十字、党旗、革命伟人等政治性符号和国家、民族、人民等民族主义话语的商业广告,以恭祝国庆、祝福国家、关怀民族命运、为国家和国民谋福祉等话语为切入点,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让商业信息伴随着政治话语潜入广告受众的大脑中,刺激民众消费欲望,体现出商业广告与双十纪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果与因: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民国市政发展研究——以《道路月刊》为中心之考察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民国市政发展:开民初市政革新之风,启动了中国现代城际交通,促进了民国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些促进市政改良的决策,对地方市政当局开展市政革新起着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成为民国市政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成功参与市政的奥秘在于:能够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因势利导而行;依托各界名流、借助分会以推动市政革新;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设法保障基本会务经费并取信于众等。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来自社会的民间市政参与实现的。     

宣统年外官制改革方案的讨论

1906年中央官制方案奏定后,新设和改组的各部很快完成了新官制的建设,并从人事、行政和监督方面,建立起对各省司道的上下垂直统驭关系,督抚权力有被架空的危险①.宣统年间,出使大臣李家驹和宪政编查馆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四级说；而各省督抚则彼此电商,提出“内外统筹”的三级官制办法.但他们出自各自不同立场的利益较量,终使方案的制定异常艰难,不得不“因陋就简”地草草了事.     

关于民族主义的若干思考

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是近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科学地认识民族主义的名与实,客观地评价民族主义的益与害,进而对其因势利导,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内在张力——兼论“迟到者的经济学”

近代中国是工业化的迟到者,其经济学的建构过程包含明显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在普遍规律与特殊国情之间也相抵触。这种内在张力造成了近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两难处境,使他们对于诸如比较优势理论这样的学说持拒斥态度。作为另一个迟到者,日本的经济学演化亦呈现出了鲜明的非主流倾向,可与近代中国互为参照。后进国家唯有选择切合国情的经济学方能实现迅速发展。     

从《人民日报》言论看大公社时期的个人自由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流行有关于自由的讨论,这为在其后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的认识打下了基础,并且在大公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对当时《人民日报》言论的分析,可知从思想理论上而言,大公社时期国家政策的制订,以及言论的关注点是基本正确的,对于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与集体生活关系上的认识做到了辩证的统一,对社员的个人利益、个人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等正当合理的自由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肯定。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

汉字使用问题上近年两岸一些人士相继提出"识正书简"、"识繁用简"的观点,对汉字简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但在20世纪前半期,汉字简化却几为政、学各派共识。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政治对立,汉字简化之议却同步兴起,不仅国共两党主张,自由知识分子也极表赞同并大声呼吁。惟因国民党内出现异声,加之大陆公布简化方案在前,国民党的简化动议胎死腹中。在自由派与国民党趋于对立的背景下,他们在汉字简化问题上的呼应,更能显示那个时代全民族对待文化的急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