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商团:近代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

苏州商团是近代中国商人的独特军事武装力量,其枪弹从无到有并不断扩充,一方面得益于清末民初地方官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商团自身积极努力和商人踊跃捐助的结果。作为一种准军事组织,其机构与编制有着明显不同于一般商人社团之处。在枪械、着装、训练、出防以及其他管理方面,苏州商团也体现出较为严格的军事化特征。苏州商团虽然在政治上趋于稳健甚至是保守,但在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工商业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与作用仍相当突出,受到广大商人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关于建立武汉学的构想

武汉学是对武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的整合型学科，是城市地方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武汉地区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为研究背景，以既有的广泛研究成果为基础。创建武汉学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将产生较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但是，作为一门初创之学，武汉学需要在市政府和广大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深入探讨武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将武汉研究推向深入。     

柳诒徵与《学衡》

《学衡》是柳诒徵一生中所参与时间最长的刊物,在其个人事功里,占有重要的一页。与此相应的,柳诒徵在《学衡》中也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无论是从其发稿量来看,还是从其在学衡派群体的影响来看;柳诒徵都是《学衡》中仅次于吴宓的另一关键人物。没有吴宓的《学衡》固然难以为继,而无柳诒徵的《学衡》同样不能成其为《学衡》。     

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抗日战争相始终,并因政局和战局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点.从运动的行为方式来看,七七事变前多属于民众自发行为或政党行为;而七七事变后则转变为被国民政府认可、参与的政府行为.从运动的形式和规模来看,七七事变前的多为请愿、示威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则发展为具有很大规模的整体运动.从运动的作用来看,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驱使其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则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动员和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     

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

近代若干农村地区的若干手工业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变迁:首先,传统农、副业结构、农村种植结构、农民收入结构等发生了变化,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初露初端倪,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其次,有利于农村传统市镇的转型与新兴市镇的产生;最后,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商人阶层的崛起,农村社会救助能力得以提高.     

陶成章、章太炎革命思想合论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章太炎两人的革命思想颇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以固有文化和浙东学派的传统为基础,因列强的侵略刺激而形成民族主义,渴望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坚定地主张反清革命,批判反动统治者自利自救的"立宪";他们同样娴熟地运用历史知识,培养人们的爱国革命思想,又都运用了"进化论"的思想武器.但是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陶的认识较为固执,而章太炎则能与时俱进;在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上,陶有幻想而章更清醒;在对待历史文化和进化论的态度上,陶只求应用,章则坚持应用与求真的统一,故对理论有较大贡献.上述比较反映出革命行动家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差异.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反相成:陈寅恪对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发微

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矛盾普遍存在而又呈现为对立统一问题的研究情有独钟。其视华梵融合是相反相成的典型先例;而唐代的胡化和汉化问题、地域观念和全国观念、高门士族和寒门士族的对立与协调则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至于三纲六纪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冲突,更始终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对于民国年间中西文化冲突中产生的西化倾向和保守主义的对立,陈寅恪先生不仅坚持调和或中庸的态度,还相信相反相成能使中国文化得到振兴。陈寅恪的相反相成说是针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思想界论争频起、各种主张自以为是,尤其是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上的巨大分歧而发。他有意弘扬相反相成的哲学原理,并通过发掘历史上对立事物或成功融合的事例,或对立造成悲剧的不合理现象,表达相反相成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