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清末民初的云南社会同样承受着历史蜕变的阵痛,在这块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边陲之地上,"商绅"阶层的变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影响着近代地方社会乃至中央政权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云南"商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产生的流动为"经",以此时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影响为"纬",对这一时期云南社会"商绅"阶层的变动进行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商绅"阶层嬗变对云南近代商业转型产生的影响。     

客商与同籍专业化模式:近代兰州客商的产业链条探析

专业化是客商同籍专业化模式的制度表现,而另一方面,藉由同籍专业化模式客商所构建的"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的产业链条,则是其重要的市场特征。客商通过连接"客籍市场——原籍市场——区域外市场"三个不同级别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三个不同级别市场体系各自的优势,构建起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同籍专业化模式长期保持稳定和高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籍专业化模式也有着诸多局限,三角形产业链的高度稳定性和低风险性,使同一籍贯的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但也规避了市场竞争,使客商在商业经营中缺乏进行改革创新的动力。     

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

汉口保安公益会是近代汉口成立最早、最为规范的民间团体之一,在汉口城市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并兼顾私人需求的特点,严格自律,强化规章制度,增强会员联系,培育成员一体感,表彰成员功绩,树德立范,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为当今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清两湖地区州县“就地正法”述论

清廷于咸丰三年( 1853)起实施“就地正法”政策,藉以应对太平天国起义后全国性的大动乱.两湖地区自19世纪50年代后“盗贼会匪”充斥、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因此,此间督抚们根据清廷的就地正法政策和两湖地区实际情形,制定相关的惩办措施,不仅明确了就地正法的范围和对象,而且使就地正法执行者下延到州县官甚至乡绅、团练,他们都可以随意就地处决“盗匪”.州县实施就地正法分为绅团直接正法、州县官直接正法和州县官审讯、道府委员复讯、督抚批饬正法三种类型.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浅析钱基博钱锺书父子两代间的代际发展

钱基博先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长子钱锺书先生是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父子两代人身处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大时期,虽各有"德、言、功业",但两人因对"三不朽"的选择路径不同,成就也有所不同,体现了"五四"前后两代知识分子间的代际传承与发展。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超越中西体用之争,凌驾于全盘西化和回归保守之上的治学路径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反映。     

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     

社会调查真开始于民国吗?——以清末社会调查为中心探讨

清末,整个社会兴起一股社会调查之风①,尤其以留日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以及趋新士绅为主体的民间调查力量更显得生机勃勃。纵观清末社会调查的调查宗旨、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早在清末就已经兴起。     

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

本文用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旧式婚礼所折射的妇女地位问题,认为"父母之命"和"结二姓之好"的议婚过程,折射出女子无个人意志可言;"广家族,繁子孙"的婚姻目的,折射出妇女无个人幸福可言;各种禁忌与厌胜仪式,折射出对妇女的歧视;"跪茶"之礼与"拜柽"之俗,折射出妇女无独立人格可言;"闹房"陋习与"验贞"恶俗,折射出对妇女的侮辱;"踩门槛"与"抢新房"中的对抗,折射出妇女对不平等地位的抗争;而旧式婚礼的改良与"文明婚礼"的出现,折射出近代妇女地位的有限提高。     

三民主义的包容性及其限度——以殷海光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为例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也是国民党一直标榜的政治符号。国民党从发动反清革命到反抗北洋军阀建立国民政府,再到领导全国抗战的过程中,三民主义是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基础,显示了较强的统一战线功能和思想包容性。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民党的日趋腐败和独裁,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对三民主义失望,三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功能越来越弱,思想包容性的限度相应地日益呈现。本文所论的殷海光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演变,便是三民主义包容性及其限度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