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教会书院述论

近代武汉地区的教会书院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所创办,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慈善性质。在办学过程中,教会书院率先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内地,在女子教育、体育教学、师资培训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并且十分注重英语教学。因此,它们虽用书院之名,却是移植到内地的新式学校,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样板作用,武汉的近代教育是从教会书院起步的。     

论近代商人参与抵制洋货遭遇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商人参加抵货运动之后,由于遭受经济损失而普遍面临严重困境,并且始终得不到社会各界的体谅与帮助,只能苦苦挣扎寻求自救,寄希望于商会采取“疏通”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却又被视为破坏抵货运动的“奸商”,使其处境十分艰难,成为导致抵货运动难以长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洪秀全思想的离异与回归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转型问题上存在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离异与回归现象。洪秀全作为近代中国深有影响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思想从表面上看也经历了从离异到回归的过程,但实际上,他的思想的离异只是一种表象,目的是为了最终的回归,而回归则一直是他思想的本质所在。     

早期工业化研究的成功尝试--陈征平新著《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年)》评价

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中,缺乏地区、区域理论的研究。《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选取了边疆腹地的云南作为个案,运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不仅全面展示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艰辛历程,而且还对今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意义。     

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

抗战前,上海银行公会十分重视银行信用制度的建设,不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会员银行稳健经营,增强会员银行的信用意识,而且创建了一系列信用机构和信用工具,并在同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任与合作的平台,有力地提升了华商银行业的竞争力,对促进近代中国社会信用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当事人笔下的历史书写——对湖北辛亥志士有关首义史著的梳理与评论

辛亥革命过去以后,多位参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陆续就自己的亲历和见闻撰成史书.当事人写史,虽难免受制于主客观原因而只能视为个人记忆,但材料鲜活,感受真切则是其长.特别是作者们明确秉持的存资料,成信史,诛伐奸邪并总结经验教训;表彰先烈先进,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希望来者"深警奋发有为"以努力完成未竟之业的宗旨,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诠》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

严复译英人甄克思《政治史》,划分人类社会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亦称国家社会)三种主要形式。严复称,中国社会自秦迄清为“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并借原著着重指出,“宗法社会”有“组织个体以血缘种族而不以居地”、“排外而锄非种”、“统于所尊”、“不为物竞”四大缺陷,尤其批评当时的民主革命派宣传的民族主义为不脱宗法思想。对此,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曾在《民报》刊文批驳,认为《社会通诠》中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所总结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不合中国历史实际,并指出古今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更有差别。这场论争的意义,除显示当时“排满”革命与“君主立宪”两派斗争的政治内容之外,在学术上更显示出引进西学如何“考迹异同”、相互参照,进而比较和评判的问题,也涉及宏观之学和微观之学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地位问题。     

论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前完成思想根本转变的双重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O年夏天是毛泽东同志思想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思想的根本转变,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从客观影响和主观努力两个视角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前完成思想根本转变的双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