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的史学变革——对文明史学与新实证史学的探讨

明治初年,在＂文明开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史学出现转型,产生了文明史学、新实证史学两大新的史学流派。它们所阐释的编写历史的新的体例和书写方式,冲击了传统＂道学＂的史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日本史学的新纪元。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当事人笔下的历史书写——对湖北辛亥志士有关首义史著的梳理与评论

辛亥革命过去以后,多位参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陆续就自己的亲历和见闻撰成史书.当事人写史,虽难免受制于主客观原因而只能视为个人记忆,但材料鲜活,感受真切则是其长.特别是作者们明确秉持的存资料,成信史,诛伐奸邪并总结经验教训;表彰先烈先进,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希望来者"深警奋发有为"以努力完成未竟之业的宗旨,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两次丁忧的冲击与刺激

李贽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因父亲和祖父去世而两次去官返乡的丁忧守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仕宦蹉跎、子女多夭等种种厄运的重要诱因。现实的遭遇,使他对礼制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进而对孝道加以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丧葬观和孝道论,这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辛亥革命后，商界中许多人士除政治思想和政治责任感的改变不甚突出之外，对其他不少问题的认识则出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变化；同时，商界的组织程度较诸清末也获得明显增强和提高。这些新的变化，均与辛亥革命有着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可以视为辛亥革命对商界这一重要社会群体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后商界的发展变化，又在许多方面产生了过去少有的新影响，其中既包括对商界自身的影响，也涉及到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迁的诸多层面。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乡教育行政——以湖北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裁局改科”和恢复教育局的曲折历程，区乡教育行政组织继续建立并不断刷新，县乡基层教育行政体系逐渐完善。以湖北省为例，可知其演变历程及结构。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最终被国民党制作成"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建构为"国定纪念日",纪念仪式亦被固定下来。随着纪念日的确定和纪念仪式的程式化,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根据其政治诉求和时代变化对纪念意义不断作出新的阐释,突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塑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李鸿章与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

加强海军的军备建设是晚清"自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是建设晚清海军的实际组织者,他直接参与了晚清海军军备建设的全过程。本文试求从战舰购置与自造、海上火器的制造及引入、海军练兵三个方面探讨李鸿章为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     

求索于近世经济与社会之间——朱英教授访谈

○朱老师,您好,据我所知,在文革之后迈入学术道路的人,其先前的经历多经磨难,且与学术相去甚远。曾看过许多学者的回忆,皆言是时代的际遇与人生的偶然,但求索其中,却可以窥见对学术的敬畏与热爱之心。请您对我们谈谈当时是如何走上     

胡秋原民族主义论的三个面相及其评析

胡秋原先生是大陆赴台知识分子中具有影响力者之一,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矢志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他的民族主义内涵十分丰富,如政治面相的国家至上论,文化面相的超越前进说,学术层面的理论历史学等.不过,他的理论历史学的唯智倾向,超越前进说的含糊性,以及国家至上论对自由民主的遮蔽,使其民族主义亦显示出若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