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粮以载道:中国共产党对金皇后玉米的试验、推广及影响——以张克威引进金皇后玉米到太行革命根据地为例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高度重视良种的试验与推广,引种、推广金皇后玉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事件。1941年,张克威将金皇后玉米引进太行革命根据地,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试验与推广,实践验证金皇后玉米产量高、适应性强且口感和营养成分毫不逊色于当地主栽玉米品种,遂开始有计划地推广金皇后玉米。金皇后玉米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早期推广,增加了革命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度过粮食短缺和经济困难时期,从而巩固了各个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皇后玉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广泛推广,并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良性互动。一方面金皇后玉米的推广有赖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的土地和资金优势,另一方面高产的金皇后玉米使农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其增产示范作用,助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县域治理中的地方社会精英——基于D县的参与式观察

地方社会精英是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基于对D县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地方社会精英可分为专业型和大众型两种类型,二者分别对应两种权力资源积累策略:专业晋升和职能扩展。其中,大众型精英通过承担多项地方职能,积极向地方民众寻求影响力,并嵌入地方治理结构,对地方事务产生了影响,从而成为县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动者。地方政府则通过专门领域界定地方社会精英,以此来完成身份认证、资格赋予和政治整合,企图使大众型精英向专业型精英转变,这种分领域整合不仅有力塑造了地方社会精英在县域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也确保了地方政治体系应对新的参与要求时具有弹性和有效性。     

贪腐危害代际传递现象透视

贪腐危害不仅会危害贪腐分子自身,更会依附于血缘关系在代际传递,从而放大贪腐危害的破坏性。贪腐危害逆向往上传递,对于贪腐分子父母而言,让其在贪腐危害潜伏期担惊受怕,在贪腐危害爆发期遭遇重大变故,在贪腐危害次生期晚景凄凉。贪腐危害顺向往下传递,对于贪腐分子子女而言,让其在贪腐危害潜伏期遭到诱惑腐蚀,在贪腐危害爆发期遭遇飞来横祸,在贪腐危害次生期饱受干扰。     

苏联对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影响

1956—1978年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时期。苏共“二十大”是这次改革的起点,对斯大林的评价影响了这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中苏冲突、论战使这次改革偏离了正常的航道。应该看到,中苏冲突、论战含有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因素,认识中苏冲突、论战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而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正确评价苏联对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影响。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第一次改革为第二次改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下属丑化领导的常用伎俩及领导的脱困之策

一些心术不正的下属往往会采取在人际关系上拨弄是非、在工作开展上吹毛求疵、在可能场合中沽激虚名、在可乘之机上捕风捉影的卑劣伎俩,对领导进行恶意丑化。作为领导,应该在进退有度中攻防结合,在内外相合中标本兼治,以强化沟通消除人际关系的是非,以制度管理挤压吹毛求疵的空间,以公之于众撕去沽激虚名的伪善面具,以谨言慎行铲除捕风捉影的土壤,最终跳出下属恶意丑化的陷阱。     

互联网时代的政党与社会沟通——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

感受互联网对物化世界的重塑,不能忽视其对政治制度带来的挑战。就政党与社会沟通而言,政党沟通的行政化,使得有效行政与技术在场,并不能改变社会对基层政权低度信任、政党与社会缺位沟通的现实。其中,虽有互联网对制度缺陷的放大效应,但主要还是政党与政府沟通同质性带来的制度困境。理顺政党与社会沟通的关系,需要破解政府沟通等于政党沟通的认识误区,建构以政党为主体的多层次的社会沟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