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在哲学基础、道德评价标准、人民利益原则、功利与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前者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后者把动机与效果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效果是评判行为好坏的唯一根据;前者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后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个人利益是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前者强调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保障,正义是终极目标,后者认为功利与正义截然对立,功利是终极目标,正义只是功利的副产品。     

罗素核战争观的正义分析

正义作为人类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从正义理论审视罗素的核战争观,使我们认识到罗素核战争观体现的正义思想:一是体现了程序正义思想,他探究了避免核战争爆发的合理、公正的东西方和解程序;二是体现了人权正义思想,人类的生存和安全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试图通过探究免于核战争破坏和危害的解决措施和方法来保护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权利,从而体现了其理论的人权正义思想,展现了他对人类最基本价值和尊严的重视;三是体现了其分配正义思想,在他探究人权正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暗含了他探究人类的每个人在生存和安全的权利的平等分配,期望人类的每一个人能平等地获得生存和安全最基本的人权权利。     

论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做好巡视监督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监督基因的继承,源于对中国传统监察文化的汲取转化;源于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现实环境的理性应对;源于对追求规范发展的制度思维。从理论上厘清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生成逻辑,对于正确把握习近平巡视监督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内涵价值,对于进一步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特点及其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政治领域的快速发展和进步。依据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以及政治稳定和政治良序4个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40年来的历史进程可划分为探索前进期、稳步发展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期3个阶段。基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治发展在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等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党的建设、注重协调发展、实行渐进式改革、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历史经验。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达米特“意义使用”论探析

达米特的“意义使用”论主要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论的一种辩护和发展。为了回答 “意义使用是否包含了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这个一问题,达米特试图把“使用”与隐含知识相关联,通过语言使用者实际使用语言意义的能力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意义的隐含知识,使语言意义的使用与语言意义的隐含知识相统一。他的“意义使用”论表明了其认识论立场,但要使其“意义使用”论通过语言使用者实际使用语言意义的能力达到理解语言意义的目的,必须具有形而上学假定,否则,其“意义使用”论易于使其“意义使用”论走入相对主义漩涡及无法回答“意义是什么”这一元意义理论问题的困境。     

国家象征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功能及其运用探析

国家象征是国家政体的标志,承载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信息,能在一定维度上通过专门的符号、仪式等来表达国家,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天然工具,是构建清晰国家认知、渗透强烈爱国情感、塑造坚定国家认同、养成理性爱国行为的重要载体。以此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满足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需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彰显国家象征的本质属性与使命担当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广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就必须重视国家象征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具体路径是：从思想上树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国家象征的理念、从制度上保障新时代运用国家象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体制机制、从实践上建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运用国家象征的运行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课堂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拓展,是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并能将这些理论成果用于分析思考、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特殊教学环节和教学模式。为了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必须转变观念、突破困境,大胆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的思考和探索。     

论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人文根基

绿色发展是“绿色”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绿色”既是“发展”的方向,也是“发展”的方式。“发展”既是“绿色”的目的,也是“绿色”的保障。而无论“绿色”还是“发展”,都内在地包含着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绿色”不仅仅是保障人类持续发展的手段性条件,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审美情趣。“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更是个性自由、生活境界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没有深厚的人文根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绿色发展。就当代中国而言,一方面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将人文关怀内蕴于发展规划和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必须在整合各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人文生态教育,努力夯实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的人文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