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闽期间区域发展理念与实践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提出者,习近平有着丰富的地方施政经验。结合习近平在福建的本土化实践,探讨其关于区域发展的思想来源、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实践经验和价值目标,认为习近平在闽期间提出的区域发展理念为其后来在浙江主政及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的执政提供了思想来源。     

民族事务治理的“德治与法治”——基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视角

承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耐特道德哲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在主体间建构了"爱、法律和团结"的承认模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模式。用此理论审视当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存在着情感关怀不足、法治建设不完善及社会尊重不足等问题。要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以承认为先、德法互济、协同共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关怀,完善法律制度、推进治理法治化,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尊重。     

历史的合流与合流的历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省思

党的二十大将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体谋划、一体部署,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历史进程走向了“合流”之势。走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事关党的事业、民族事业、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把握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与战略布局、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学科意义探析

社会理论不只是社会学学科的一个领域,而是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开创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进而也开创了整个古典及现代社会理论,并在国家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创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有其哲学性质及其总体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理论具有非学科性或跨学科性,但其从属于“人的科学”且系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而有必要适应现代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并形成相应的学科形式。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宜被看成是社会学或哲学或史学之下的学科,而应被看成是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并要求在具体社会科学学科中具体化。是否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资源有机地纳入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质量、创造性以及自我革新能力。     

卢卡奇论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危机及其辩证法开端

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时期是其思想处于迷茫和朦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黑格尔带着比较忧郁和矛盾的心情进行理论探索。卢卡奇将黑格尔这段经历称为“法兰克福危机”。这种思想危机主要表现为：如何解决自由而全面的人与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黑格尔暂时性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借助个体的生命体验,即爱和命运,来与现代社会达成和解。在批判康德道德义务的实定性,在面对各种彼此对立的矛盾的过程中,黑格尔发展出辩证法的基本雏形。黑格尔寻求摆脱法兰克福思想危机的途径终究是以宗教为归宿的。     

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回商与京兰商路——以皮毛贸易为中心

皮毛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回商再度崛起,也使京兰商路在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其间,回商亦成为近代西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之一.商路变迁和商人构成的变化是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中的重要内容.商人构成变化高度决定于特定商品的贸易状况的变化--如皮毛的贸易状况--也成了京兰商路和近代西北商品市场变动的重要特征.回商深入民族地区收购皮货等土特产品和售卖民族地区所需京广洋杂货等,不仅有助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更直接促进了京兰商路本身市场体系的扩展.同时,京兰商路中重要商业城市的兴起,也与回商的商业活动紧密相关.     

论社会组织的负面效应

社会组织对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和社会治理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主要有二:一是社会组织之间的冲突,二是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与民主政府的冲突。人们多看到社会组织的正面效应而忽视其负面效应,是因为他们将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合而为一,认为前者可以培育后者。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组织可能只关注小团体利益,缺少普遍性的信任、互惠与合作观念,未必能够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受很多因素影响,特别是与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无视不同国家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单纯建立社会组织,最后则有可能淮橘为枳。     

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约翰·霍洛威激进批判理论阐释及反思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图景中,“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霍洛威以其“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主张而在左翼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霍洛威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为了适应当代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这种批判必须借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将阶级斗争理解为“非同一性的运动”。一方面,霍洛威强调“我们制造了资本主义”,因而“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霍洛威也认为只有“我们”作为革命主体能够“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为此,他提出一种以“尊严的抵抗政治学”为核心的非夺权式裂解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即革命的实现只能来自我们对抽象劳动的拒绝,来自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责任担当。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霍洛威“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