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存在于《论涵义与所指》中吗

语境原则是弗雷格早期提出的一条著名原则,它断言要在句子的语境下而不能孤立地去探求语词的意义。后期弗雷格是否还坚持这条原则,是一个分析哲学中聚讼纷纭的问题。文章主要考察的是在其著名的《论涵义与所指》中是否存在语境原则。通常看法认为,该文对涵义与所指的区分,组合性原则的提出都是其放弃语境原则的理由。但文章通过文本分析,特别是指出弗雷格对句子所指作用的强调,是语境原则仍存在于《论涵义与所指》中的依据。但为了相容于弗雷格日益增长的对组合性原则的兴趣,和日趋复杂的语言现象的分析,该原则只能以较《算术基础》中更弱的形式出现。     

TED演讲实现的语言跨文化传播

近年来,本着"以思想的力量改变世界"的宗旨,实现各国之间科技、情感、设计等领域跨文化交流的TED演讲视频,通过网络媒介风靡全球.这些演讲视频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除了归因于其独特的风格形式以及蕴含的智慧与思想以外,还得益于演讲嘉宾们强大的语言魅力.那么,TED演讲语言是如何有效实现并促进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呢?本文将从TED演讲者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分析语言与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尝试提出如何通过TED这个国际性交流平台来实现各国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VAR模型研究货币供应量和准货币供应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准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看,货币供应量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准货币供应量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准货币供应量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货币供应量对GDP的贡献逐步递增.     

南朝文体源流论的发展衍化

文体源流论是魏晋以前最主要的文学批评形式.进入南朝以后,文体源流论与文体风格论逐渐合流,并衍化发展出了作家专论和文学史专论的批评形式,从而把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引向了极为宽广的天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体研究的成熟和对文体认识的深化,是文学研究得以全面展开的基础,文体论是其时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基础性环节.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吗?

梅祖麟先生1986年评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时提出一个观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支撑这一论断的是所谓“合音”说.然“合音”说既有悖于汉语音韵传统,亦不获汉语方言学支持,更将假借字当“真”(本字),在近代汉语史上只说旧质承继,不见新质产生.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语音及其音变,是有其规律的,今普通话指代词系统的词形和语音,是近代汉语历史演进、各大方言“准通语”相互激荡而成的自然结果,毋须动辄以“非汉语影响”来说事.     

论“化”字词语的英译

通过对“化”字词语进行词源、构词结构、搭配组合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并归纳其英译的特点、方法，提高了汉语里大量存在并不断涌现的“化”字词语的翻译质量，实现了“化”字词语翻译的时代同步性和准确性。     

杨树达训诂札记六则之商榷

杨树达先生关于"螮蝀"等六条训诂值得商榷:(1)"戴目"不当为"侧目",(2)"螮蝀"声符不当有义,(3)"放"不必言声旁假借,(4)""字不当二解,(5)"革"不为""之初文,(6)"若"不为会意字。     

基于RFID技术的双供应链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考虑零售商主导的分别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条竞争型供应链中,当两个供应商都未投资RFID技术、只有一个供应商投资RFID技术以及两个供应商同时投资RFID技术时,考虑供应商成本结构的差异,对比分析供应链的投资决策。由于模型解析解过于复杂,本文通过算例分析,着重考虑产品的替代率、RFID标签价格以及库存可获得率三个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两条供应链对RFID技术的投资决策会因成本结构和产品替代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在两个供应商生产成本差异较大且产品竞争强度较低时,生产成本较高的供应商更愿意投资RFID技术,而生产成本较低的供应商不愿意投资RFID技术,两个零售商则希望使用RFID技术,所以此时仅会有一条供应链上的成员达成一致,决定投资使用RFID技术。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