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户收入内部差距的“干中学”效应——基于我国渔民和非渔民农户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经济建设领域的重点工作。当前,低收入农户遭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分化加剧,农村高收入和低收入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不均衡成为我国“新三农”问题的主要构成之一。“干中学”作为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重要概念,是技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户经营收入出现了显著内部差异,“干中学”效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作用日益凸显。研究“干中学”效应对农户收入内部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干中学”效应嵌入到人力资本因素当中,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渔民与非渔民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得出了“干中学”效应对渔民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等结论,提出了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培训指导以增强“干中学”效应在农户收入增长中的促进作用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户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认同与内部人控制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度低和管理者对合作社实行“内部人控制”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的两个方面。合作社应该根据同类竞争企业的位置而对自己的最优位置进行相机抉择，并尽可能使社员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这样才有利于提升社员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减少社员监督成本和增加管理者目标偏离成本才能弱化管理者对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思考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认知社会、服务社会的基础，已成为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必要途径。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实效性差，与专业结合不紧密，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健全，缺乏长远规划。针对这些问题，应加强宣传以提高对社会实践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指导以满足社会实践活动多样性和现实性的需求，加强管理以完善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加强规划以提高社会实践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帮扶模式、帮扶周期、帮扶力度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征程中,低收入人群的稳定增收仍是关键。对低收入群体帮扶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帮扶模式的多样性、时间的持久性与投入的强度等决策是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非对称地影响低收入群体增收。实证研究表明,帮扶模式多样性诱发的复杂利益博弈,造成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寻租机会增加、低收入群体增收潜力受损,间接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帮扶持久性易产生帮扶政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刺激低收入群体“等靠要”,激励社会“精英捕获”,进而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帮扶投入强度低弹性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政策以应对帮扶模式过度多样化、帮扶持久性失准和帮扶投入失衡问题,重点推行政府代缴新农合、政府代缴新农保、产业帮扶、耕地保护补贴与生计补助等帮扶模式,有效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实施。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双重不完全代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控制的一个分析框架——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分离的新解释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产生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完全的产物,其双重不完全代理是导致平台风险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双重不完全代理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生动机,从而掩盖了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扩张本质,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滞胀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债务风险呈现扩大趋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控制的最佳方式在于从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出发解决三者之间的双重不完全代理问题。     

基于SCP视角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农村信用社改革一直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运用SCP范式研究农信社在产品服务和创新、治理结构、盈利能力等方面的情况,发现改革后农信社在收益率和不良贷款率等指标上有所改善,商业化已成为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当前农村金融机构门槛准入放宽没从根本上改变农信社垄断地位,农信社产品服务差异化程度较低,市场定价机制失效以致农村资金外流较严重,服务“三农”效果不佳。未来需要加大政府支持、监督和引导力度,激励产品服务创新,农信社自身要完善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     

如何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绩效？——基于资源不对称依赖与控制权共享的视角

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嘉兴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有约”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互联网情景下多元合作治理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多元合作中资源不对称依赖导致公共价值缺失,仅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生产社会化”;控制权共享能够降低资源不对称依赖程度,实现“供给责任社会化”,促使多主体化优势资源的发挥,合作关系质量的改善,增强了合作绩效;控制权共享源于政治机会窗口的出现和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为此,政府要为多元合作提供制度空间,善用互联网治理工具,构建合作网络生态系统;非政府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实现合作治理绩效的提升。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