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定的改进、不足及建议

新《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方面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加了电子数据证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证据排列体系作了调整。为了防止诉讼突袭,还特意规定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些改动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新《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仍存在一些不足,最主要的是没有彻底解决现行法律关于证据分类前瞻性不足的问题。     

试论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律师业的影响

清末民初,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完成了法律近代化,确立了包括律师制度在内的近代司法制度,与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使大陆法系对中国近代的律师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形成权的行使与限制探讨

形成权的权利特征在于单方行使即可发生法律效力，形成权的行使依其条件的不同，会对相对人造成多重影响，也动摇了双方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论文从维护社会法治秩序的角度考虑，提出应在形成权行使的方式特征和结果效力上进行必要的限制，使形成权的行使合理化、规范化。     

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

当前,贿赂犯罪在整个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以窝串案的影响最为恶劣和深远。贿赂犯罪窝串案技术侦查路径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贿赂犯罪窝串案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态势,对当前侦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技术侦查条文的增加,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法治化趋势得到进一步充分肯定。为了有力打击新形势下的贿赂犯罪窝串案,恪守犯罪惩治与人权保障平衡的主线,又必须通过法律程序来增强技术侦查的可控性,使其得以正当而有效地运用。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研究——以宏观调控法为视角

宏观调控权纵向配置的观点众多,主流观点多认为中央享有宏观调控权,但其中颇多疏漏。从理论结合实践的维度出发,因可得出宏观调控权的纵向配置应是中央和地方共享宏观调控权。在此基础之上,初步构建出中央与地方宏观调控权配置的体系。     

表见代理制度浅析

本文从表见代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开始分析，认为适合现状的表见代理制度构成要件应该分情况采用“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同时，着力分析表见代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立法完善方向。     

论产品责任法中的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

强制性标准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须遵循的标准.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是指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导致伤害时,生产者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诉讼标准各有千秋,而中国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盲目崇拜,使其赋予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较高的证据效力.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尊重实质上是对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尊重,但这会导致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又致害时,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中国法院应适当降低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的地位,使其既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又能鼓励生产者研发新产品.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试论我国宪法司法化存在的问题

宪法的政治性和宪法的法律性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对另一个方面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影响宪法本身。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不仅仅是人们在观念上存在误区 ,更大的障碍在于体制障碍 ,其体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限制了我国宪法的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