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革命与乡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     

乡村再建中的“乡绅”——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管理日本乡村社会的是"笃农家"和村落精英,即村落中的"乡绅"。他们是村落自治的主体,各显其能,身体力行,发挥着村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引领村民的作用,为稳定、发展村落社会做出了贡献。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而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论诬告

旧时歌颂官史的政绩，多用刻碑的形式，名为“德政碑”，也称“遗爱碑”，大多是乡绅名士借百姓之名，行谄谀之实。据《资治通鉴》：唐代贤相宋璟守法持正、刑赏无私，本由广州都督擢任宰相后，听说广州吏民要给他立遗爱碑，便上奏唐玄宗说：“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玄宗下诏禁止，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 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 -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抗战胜利后江南市镇建设中的民间力量——以菱湖战后重建(1945-1949)为例

抗战胜利后,随着旅沪人士资金、技术、人才与先进观念的回乡,菱湖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建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菱湖建设协会对民间力量的动员与聚合产生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在重建过程面临着开发与保护、进取与保守、公益与私利的两难困境时,一方面,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不断调整重建规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了劝导、协调、干预功能,使重建工作能够摆脱困境,在曲折中向前发展。战后菱湖重建不仅展示了返乡的旅外人士与乡绅势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而且也显示了政府对民间社会的调控。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风景中的历史与人事——以《雪晴》系列小说为中心解读1940年代的沈从文

《雪晴》系列小说是沈从文在1945-1947年间创作的小说,贯穿沈从文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文本在叙述方式和文学风格上呈现前后断裂,作者将其作为战争语境下综合性的文学实验,不仅将小说内置于游记框架中,同时通过风景和人事的描摹呈现地方社会结构。《雪晴》系列小说的未完成性使其成为40年代沈从文研究中颇具典范意义的小说,值得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重新解读。     

乡绅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新探

改革开放至今,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成效,而新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相对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城市对农村先进因素的吸引性上。应该正视乡绅在近代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努力探索乡绅文化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使之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乡绅文化面临诸多困难。     

论场域理论视野下的江西乡绅群体——以1905年至1930年赣中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运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以1905—1930年赣中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一手史料基础上,对后科举时代的乡绅群体进行社会学解读,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带有地域社会性质的诸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