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

北宋时期从周敦颐到程颢和程颐所奉行的理学,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人与一切相关的万物都是承栽“天理”的存在,而在人集中体现为内心道德的充盈,实现为禀承“天理”的“立诚”.人只有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才能得天之道,在行为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同是内蕴“天理”的对象亲合为一体.他们认为这对于作为人的心性活动的诗文栽道之作和审美静观的自得境界的实现,是主体先在的决定性条件.先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学文艺审美观,如舍弃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决定性,而重视其审美主体应有对于心性之为的正心诚意的修养,则能得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有益启示.文章对于二程的心性美学进行了是非的考辨.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与理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学界有必要理清邢恕与北宋理学师承渊源,以冀补史志之阙云。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二程的佛教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程颢、程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存有论、道体观、伦理观和生死观等领域。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从儒家的立场看,有其合理性;从佛教的立场看,则表现为相当程度上的对佛教的误读。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含有极具启示价值的信息:第一,佛儒关系讨论旨.趣的转向;第二,偏颇的文化选择态度;第三,对佛教的自觉性误读;第四,对宋明理学中佛儒关系的初步预制。     

论李滉对程朱“主敬”思想的扬弃

"敬"是儒学达到道德理想人格"圣人"之境界的重要修养功夫。主敬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程朱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逻辑环节,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朝鲜的李退溪不仅全面接受、继承和发展了程朱"主敬"之说,而且以"敬"来构筑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     

二程语录与近代汉语研究

二程语录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二程语录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 ,都反映了北宋时期汉语口语的特点 ,二程语录语言研究工作的开展 ,将填补近代汉语专书研究的又一空白     

二程的“理欲”观与弗洛伊德的“超我”说

宋代,“人欲”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逐渐膨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二程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欲现。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起我”理论与二程的理欲现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义利、理欲、本我与超我的关系问题。二程和弗氏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     

二程对“孝悌其为仁之本”的解读及其伦理意义

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仁"作为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体现在日常人伦中的、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孝悌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初始阶梯.行孝悌本身就是在行仁,就是在朝着"仁"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行孝悌,不仅使自己成为了"人",而且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释"为仁"为"行仁",不仅包含了人之为人的问题,而且要求人们落实行动,进行道德践履,实现言行一致,其伦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程论“仁”和“礼乐”

二程"理学"的核心内涵及价值重点落在人类社会的所当然之"理",即论证"人理"之合规律性及其必然性,而"仁"和"礼乐"则是"人理"的重要内涵.本文考察了二程关于"仁"和"礼乐"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论证他们如何对之做出的本体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