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现代经济主体间网络关联性越来越强,风险很容易在不同行业间扩散,因此有效识别并分析系统性风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步骤。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两个指标,对巨潮行业指数系统性风险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各行业间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较强,动态特征显示2009年年初和2016年3月为系统性风险的两个峰值;从分行业来看,材料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高,而消费和医药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低。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影响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市场面因素发现,短期涨幅较高、长期涨幅较低及流动性较充分的行业,其系统性风险往往更低。因此,应加强对系统性风险较高行业的监管力度,建立好金融防火墙,防止外部金融风险的过度传染;同时应加强对各行业的实时监控,尤其是关注短期暴涨暴跌及流动性充分与否的监控。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 “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论《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

《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虽在身份、相貌等外显生活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内在精神状态却十分相似,都以男性利益为自我价值标准,被牢固地限定在以父系族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以至完全丧失了女性自我意识,成为真正的"第二性"。这两个差异鲜明的具体形象,集中展示女性在父系族权社会里的两种生存状态:以身殉德与以色事人;二者的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规训,构成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关系。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

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风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已是不争的事实。特殊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呈现出众多特点,潜在着巨大的环境危机,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利用者和环境问题最大的制造者,拥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诸多技术和能力,应对环境风险更具优势。但是众多因素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传统责任体系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无法确保企业能就环境问题自我负责,要解决企业在科技发展、生产或盈利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问题,必须认清形势,优化外部环境,培育企业文化,转变企业环境治理理念,配以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使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成为企业自主行为。     

“90后”大学生银行信用卡使用调查与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银行信用卡在我国运用的环境越来越成熟。据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卡中心对我国2012年各家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统计,中国工商银行去年末以7713万张的累计发卡量居16家上市银行之首,占据上市银行发卡总量的21%。而一直以信用卡业务见长的招商银行则以占12.21%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发卡量4484万张,成为前6名中唯一的股份制银行。在这些信用卡用户群体中,在校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学生群体,有着比较好的预期工作     

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资本逻辑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