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政策制定的特征分析与效果评价 ——基于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田野观察

文章聚焦政策本身,采用在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田野观察的研究方法,收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的政策并进行文本分析,主要讨论政策文本发布时间的分布态势、发布单位、发布形式和政策内容4个方面。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期（2020年1月15日至1月31日）国家级和省级指导性文件数量锐增。以江苏省为例,省级政策发文单位单一、文本类型多为通知类,起到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及时反馈、迅速应急以及布置指导的作用。政策发布主体联防联控的及时应对性以及对政策文本的长效性考虑上尚有欠缺。总结政策制定的规律、原则以及经验,提出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期的政策观念应从单一权威主义走向多元协作,政策导向应从“战”时应急转向“平战结合”,政策价值应从“短期”应急转向“常态化”指导。     

农村“妇小贷”政策受众满意度研究

妇女小额贷款政策(简称"妇小贷"政策)在我国试点实施近十年,在当前全国积极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背景下,科学评估"妇小贷"政策是否依然发挥应有作用和受众对该政策的满意度情况,对于该政策的可持续改善尤为重要。本研究从借贷妇女满意度视角,构建了"妇小贷"政策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借贷妇女对‘妇小贷’的满意度→对‘妇小贷’的忠诚度"为分析路径,评价与分析了"妇小贷"政策,认为"妇小贷"政策改善了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状况,对缓解我国贫困妇女化有积极作用;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设计,有助于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还款期限、担保形式、申贷程序等是完善"妇小贷"政策的着力点。研究提出了提高"妇小贷"政策绩效的四点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去杠杆 ——基于四部门持续性和联动性的分析

[提要]鉴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核心逻辑以及经济政策环境的可能影响,本文分别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四部门杠杆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居民部门为重点分析了四部门杆杠率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持续性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各部门杠杆率联系紧密,居民部门始终受到企业和政府部门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上升,才开始受到金融部门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持续性明显减弱。此外,居民部门加杠杆可以降低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但会提高政府部门杠杆率。当前的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应主要考虑金融部门与居民部门的联动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关系的可能转换。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再议规模经营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争议回应与政策启示

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实现粮食产出最大化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而今旨在提升粮食竞争力的农业规模经营虽得到政府力推,却并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在梳理规模经营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争论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资料,依次回应了规模经营后农地是否大概率用于种粮、规模经营是否可持续以及规模经营能否保障粮食产量三个焦点问题。研究发现,与小农经营相比,规模经营与种植结构“非粮化”虽无必然联系,却存在规模经济不显著及单产提升乏力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强化小农扶持力度,巩固维系小农群体的粮食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应调整规模经营主体的政策干预结构,除非在规模经济与土地产出率不一致的情形下,应最大化避免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直接干预,降低政策的扭曲效应,推动规模经济实现。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