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把握一般的基础理论和明确自身内在需求的前提下,破除某些传统政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和提供更为成熟的指导理念。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是对以往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上,它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是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的重要体现。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内化为中国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高度上的设计,并需要着力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各方面。     

全球化中的教育、经济与文化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行

<正>本刊讯201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东南大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东南大学社科处、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承办,China&World Economy杂志社合办的"全球化中的教育、经济与文化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行。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我国医疗监管的弊端及其成因

自新医改以来,政府在加大公立医院投入、建立全民基本医保、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及报销比例、建立国家医药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近年来患者实际医疗费用下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疾病的治疗费用不降反升,医疗服务公益性、可及性未改善。例如,医疗服务整体质量下滑,患者满意度不高,医患矛盾加剧、冲突频发,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当前医疗监管存在严重弊端是关键的推手之一。当前医疗监管存在的主要弊端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