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巴蜀散文(上)

南宋巴蜀散文作家林立 ,著述颇丰 ,体裁上以奏疏政论为主体 ,内容上以忧国忧民、救亡图存为旨归 ,文风通俗质朴 ,犀利简明 ,沉郁悲愤。字里行间 ,忧心如焚 ,忠心可鉴 ,全面展现了四川乃至全国军民抗击强虏的英雄史、腐败朝廷苟且偷安的衰亡史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军民的民族魂、爱国心和亡国痛     

试析巴蜀汉阙整体构成的秩序之礼

巴蜀地区汉阙建筑在建筑群整体规划中具有重要位置。巴蜀汉阙整体构成的空间部署、规模等,充分反映了阙主身份,同时以不同的规格等级,凸显出汉代时期皇权至上观念和贵贱伦理观念,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的尊卑秩序之礼。     

清代巴蜀地区的七月半“鬼节”习俗

七月半是中国自古以来祭祀亡魂的节日,这一天又被称为盂兰节、中元节、鬼节,而巴蜀地区素来好巫尚鬼,在这一特殊节日里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地方风俗,在存留的清代巴蜀地方志中记载了丰富的岁时节日史料,本文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巴蜀地区的七月半"鬼节"习俗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西南袍哥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对西南袍哥进行了积极的联络和发动,吸收袍哥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运动袍哥策反滇黔新军,依靠袍哥开展武装斗争;在辛亥西南光复中,袍哥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但同时其固有的缺陷和陋习也不断暴露,给西南辛亥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西南光复后,随着西南当局对袍哥态度的转变,西南袍哥很快从兴盛转向衰落,其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巴蜀文化渊源

四川作家群反叛、张扬、追求自由、注重个性的共有特点,正是地处西僻、远离正统文化、道德理性负轻的巴蜀自由、反叛的文化传统使然。巴蜀文化精神不仅从方方面面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塑造,也对四川现代乡土小说文本施加着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它不仅是小说文本内容的母性渊源,也对小说文本形式和表现手法影响至巨,如“龙门阵”风习与小说的故事性叙事,方志意识与小说的地域指认等,皆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     

论四川乡土小说中“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

四围环山,中间为沃野良田的盆地环境,使得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安逸享乐的性情。同时,封闭的自然环境也阻隔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入,形成了川地百姓闭塞和偏狭的心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独立精神,保留了自由不羁的天性。四川乡土小说世界中蜀人的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都能在这种地域文化中找到渊源。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选材特色和表现方式观照着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完成着现代四川乡土小说的地域指认。他们既颂扬着巴蜀子民鲜活的生命意识,也揶揄、批判着他们的耽于享乐、争斗内耗,及其在落后、封闭的文化传统支配下"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     

卢作孚与巴蜀文化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著名的巴蜀企业家卢作孚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认为巴蜀文化的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卢作孚的人生选择和创业实践，而卢作孚通过创办一系列具有影响的近代经济、社会事业，张扬了巴蜀文化特有的文化精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传统巴蜀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为巴蜀文化开拓了从传统到近现代化转型的区域文化新境界。     

三星堆出土青铜虎形牌饰——兼论巴蜀虎形器物

关于虎形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曾有多件出土.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遗址中亦出土多件虎形器炉,时间在晚商至西周,在晚于上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物中亦多有虎的形象出现.总之,在巴蜀地区早到殷商晚至近现代虎形器物或装饰一直盛行不衰.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虎的民族.这与他们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说是他们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体现.     

三星金沙铜人圈手考

三星堆、金沙遗址皆出土铜人圈手形象,而且尺寸夸张。其文化内涵,主要显示沟通天人的思想。而铜人也从世俗的大巫,转化为天使或神龙的化身。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此类圈手铜人,表明与三星、金沙有亲族关系。由于广汉、成都、宝鸡构成时间序列,其文化溯源又与长江有关,因而显示出这支蜀人的迁徙路线,应从长江中下游到成都平原,又沿嘉陵江北越秦岭,而至渭水南岸。     

巴蜀文化的肇始:神话和上古传说

巴蜀大盆地有着久远的生命历史 ,巴蜀先民创造了人类童年时代充满瑰丽奇幻想像的神话和传说故事 ,治水、大石崇拜、羽化成仙等与“蛇”形图腾崇拜 ,构成该地域文化肇始阶段最具魅力和特色的内容 ,并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远的影响